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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高二的第一个学期，学校给我们换了一个体育老师，个头不高，有型有范，连宽松的运动服都遮不住凸起的肌肉。他原是个体操运动员，对体操狂热般痴迷，就是却了点天赋，一直出不了好的成绩，年龄稍大一点后转做教练，省体操队当时已经每况愈下，为了生活，调到了我们学校。他总是很努力地向我们送出一棵棵小树苗，热切期待我们栽种、养护，直到有一天某一棵能长成参天大树，这样，他就可以骄傲地分享荣光。于是，每次上课时，他都要在单杠和双杆上尽情表演上一番，然后让我们照虎画猫。有一次，他加了动作难度，待轮到我们做的时候，竟没人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平时不大爱出头的我站出来，在他赞许和期待的目光中，上到双杠，只是我还没做到一半，便把最后的下杠动作直接剪辑过来，倒也是连贯自如，一气呵成。体育老师从那时候就认为我看上去是个莽汉，其实心思缜密，还花样不少。
我之所以忽然说起这件事，把那个几乎在我生活中已经消逝的体育老师拉来，就是想让他站在我身边，举着拳头证明我用了三百二十万的事不完全是一时冲动。这笔钱看上去已经有了归属，但尚未完成，它未来的主人们人都在厥州，只要我不出现在厥州，并且没有失踪，他们就不会对我起多少疑心。因为，他们要成为主人必须要等到我回到厥州，从银行取出现金，再分给他们，若是转账的话，那就等于是主动将证据送到那些反腐败的伙计们手里。还有，就算是我人到了厥州，他们依然双手空空，可他们每个人都首先怀疑我是否故意漏掉某些人，而漏掉的人中就有他，但一般情况下他们之间不会互相打听。
这样，我也就继续赖在成都，装作人生没有任何波澜的样子。
后来的这一段日子，我分裂成了两个人，表面上若一汪湖水，清澈平静，内心里云遮雾罩，凌乱不堪。在把体育老师拿出来举过手之后，有那么几天，尽力让日子在乐观中打发掉。时间真是慢性毒药，一点一点地侵蚀着我的乐观，体育老师的身影向远处渐次倒退，直到躲在角落里，悲观发起的冲锋每时每刻都在变强，我用静坐来抵抗焦躁，无心侧漏的目光落在窗外，树叶在一点点泛黄。
当人站在某个悲观的点上时，往往会把决定权交给一些毫无关系的存在，比如宗教、自然、他人等等。我除了看过的那些佛经故事外，就是个宗教盲，甚至在当时都想不到它。这样，再那些深夜里，我总是把自己隐藏在网络里，拿一些曾经被我称为旧社会的游戏来隔离现实。很多时候，我都要给这些游戏赋予一种预则未来的功能，找一个时间点，然后在这个时间点上确定一个目标，如果我能赢到这个目标，就代表着一切安然。人们定的目标，有一种是跳起来也够不着的，必须得用梯子，还有一种是举起手就能摸到，在这点上，我比较宽容自己。于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我达到了目标后，就会乘兴再来一次，让它再一次确认我的安然。而在没能达到那个目标时，我会官僚般找各种客观理由赖皮再来一次。我也会把决定权交给早晨起床是天气的晴阴，下一个打给我电话者的性别，下一辆迎面而来的车牌数字的奇偶……
虽然悲观占了上风，乐观也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当然会抓住时机奋起反击。我在脑海中搜寻各种片段，用来佐证那些上了我名单的人，他们都是正人君子，即便真把钱送到面前，或者是面对任何人给予他们诱惑时，他们都能义正辞严地拒绝，并表示不屑，以前所谓的惯例都是谣传，至少没有人真的站出来证明过。还有，他们也应该会看重我的成都的业绩，尽管它来的有些突兀，完全是运气所致，但是，董事长曾说过，运气也是实力。毕竟，六个多亿的业务像一块巨石，结结实实地立在那里。如果这些不能如愿，或许在镨钕涨到三十万之后，我把它卖出去，还可以拿出三百二十万去补救，但愿能来得及。
这期间，我给江露打过几次电话，也试图把一切都告诉她，以便获得某些有益的建议。每次在我就要接近主题的时候，她会轻而易举地滑到打情骂俏上，她甚至说若是我春节回家晚的话，她在回家的时候，会刻意路过到成都来一趟，让我贴身陪她。这种时候，原来准备的词就一刹那掉落一地。是的，她总是能看透我的心思，她能支持我到成都，并不代表会跟着我去趟浑水。于是，我便专心打起她身体的主意，但她精于见招拆招，又拿工作摆出了防御工事。
陈丽容是不会问拿那笔钱做了什么，当然，她一直以为我只有一百多万。有那么好几次，我都想告诉她，可没说出口。我不知道她会有怎样的反应，想想还是算了，天塌下来，我顶着，况且，天也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就塌下来。
因为都有了钱的缘故，我和王明海又花天酒地了一阵子。有时候，也把郑瑜和孙金辉叫上，偶尔也会有张雨涵的影子。她和王明海都当对方是一本杂志，一会盯着看不够，一会又快速翻页，甚至随手扔下。在酒精的作用下，在迷离的灯光中，在放浪形骸的影子边，我享受着暂时的松弛和舒心。即便是在不可预知的未来发生什么，至少，老子还有钱人般地潇洒过。
某天我在阴沉的街道上遇到一个算命的。
算命者们总是会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突兀出现，以往我的选择都是忽略。我不相信一个瞎子会比我自己更能准确地预测我的未来，也不相信命运的秘密会隐藏在手掌中的那些纹路里，更不愿意把一百多斤交给五行八卦去玩弄。
我之所以忽然说起这件事，把那个几乎在我生活中已经消逝的体育老师拉来，就是想让他站在我身边，举着拳头证明我用了三百二十万的事不完全是一时冲动。这笔钱看上去已经有了归属，但尚未完成，它未来的主人们人都在厥州，只要我不出现在厥州，并且没有失踪，他们就不会对我起多少疑心。因为，他们要成为主人必须要等到我回到厥州，从银行取出现金，再分给他们，若是转账的话，那就等于是主动将证据送到那些反腐败的伙计们手里。还有，就算是我人到了厥州，他们依然双手空空，可他们每个人都首先怀疑我是否故意漏掉某些人，而漏掉的人中就有他，但一般情况下他们之间不会互相打听。
这样，我也就继续赖在成都，装作人生没有任何波澜的样子。
后来的这一段日子，我分裂成了两个人，表面上若一汪湖水，清澈平静，内心里云遮雾罩，凌乱不堪。在把体育老师拿出来举过手之后，有那么几天，尽力让日子在乐观中打发掉。时间真是慢性毒药，一点一点地侵蚀着我的乐观，体育老师的身影向远处渐次倒退，直到躲在角落里，悲观发起的冲锋每时每刻都在变强，我用静坐来抵抗焦躁，无心侧漏的目光落在窗外，树叶在一点点泛黄。
当人站在某个悲观的点上时，往往会把决定权交给一些毫无关系的存在，比如宗教、自然、他人等等。我除了看过的那些佛经故事外，就是个宗教盲，甚至在当时都想不到它。这样，再那些深夜里，我总是把自己隐藏在网络里，拿一些曾经被我称为旧社会的游戏来隔离现实。很多时候，我都要给这些游戏赋予一种预则未来的功能，找一个时间点，然后在这个时间点上确定一个目标，如果我能赢到这个目标，就代表着一切安然。人们定的目标，有一种是跳起来也够不着的，必须得用梯子，还有一种是举起手就能摸到，在这点上，我比较宽容自己。于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我达到了目标后，就会乘兴再来一次，让它再一次确认我的安然。而在没能达到那个目标时，我会官僚般找各种客观理由赖皮再来一次。我也会把决定权交给早晨起床是天气的晴阴，下一个打给我电话者的性别，下一辆迎面而来的车牌数字的奇偶……
虽然悲观占了上风，乐观也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当然会抓住时机奋起反击。我在脑海中搜寻各种片段，用来佐证那些上了我名单的人，他们都是正人君子，即便真把钱送到面前，或者是面对任何人给予他们诱惑时，他们都能义正辞严地拒绝，并表示不屑，以前所谓的惯例都是谣传，至少没有人真的站出来证明过。还有，他们也应该会看重我的成都的业绩，尽管它来的有些突兀，完全是运气所致，但是，董事长曾说过，运气也是实力。毕竟，六个多亿的业务像一块巨石，结结实实地立在那里。如果这些不能如愿，或许在镨钕涨到三十万之后，我把它卖出去，还可以拿出三百二十万去补救，但愿能来得及。
这期间，我给江露打过几次电话，也试图把一切都告诉她，以便获得某些有益的建议。每次在我就要接近主题的时候，她会轻而易举地滑到打情骂俏上，她甚至说若是我春节回家晚的话，她在回家的时候，会刻意路过到成都来一趟，让我贴身陪她。这种时候，原来准备的词就一刹那掉落一地。是的，她总是能看透我的心思，她能支持我到成都，并不代表会跟着我去趟浑水。于是，我便专心打起她身体的主意，但她精于见招拆招，又拿工作摆出了防御工事。
陈丽容是不会问拿那笔钱做了什么，当然，她一直以为我只有一百多万。有那么好几次，我都想告诉她，可没说出口。我不知道她会有怎样的反应，想想还是算了，天塌下来，我顶着，况且，天也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就塌下来。
因为都有了钱的缘故，我和王明海又花天酒地了一阵子。有时候，也把郑瑜和孙金辉叫上，偶尔也会有张雨涵的影子。她和王明海都当对方是一本杂志，一会盯着看不够，一会又快速翻页，甚至随手扔下。在酒精的作用下，在迷离的灯光中，在放浪形骸的影子边，我享受着暂时的松弛和舒心。即便是在不可预知的未来发生什么，至少，老子还有钱人般地潇洒过。
某天我在阴沉的街道上遇到一个算命的。
算命者们总是会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突兀出现，以往我的选择都是忽略。我不相信一个瞎子会比我自己更能准确地预测我的未来，也不相信命运的秘密会隐藏在手掌中的那些纹路里，更不愿意把一百多斤交给五行八卦去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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