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侠士与神怪
的确，作为配角，描写的笔墨本就不多，而他们自身也不是百分百完美，比如钱塘君的暴躁无常、许俊的有勇无谋。
可他们都解救孤弱，敢于同恶势力相抗衡，敢作敢当，勇气过人。
他们不是初唐时无欲无过的神人，也不是中唐时德行完备的圣人，而是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不完美的凡人代表，以“高人”的形式而存在着。
他们的一言一行，皆血肉分明，形神兼具，无不魅力超然。
可是，文人们并不满足于此时侠士形象的发展，从原本对现实的描摹转向了对梦幻的追求。
所以至大和年间，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发展到了第二变化期，侠士形象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人***，在维持原本“高人形态”的基础上，变得更富有人情味和奇幻色彩。
虽然此时的唐传奇开始出现衰落的症状，名家名篇渐少，但侠义类作品的创作反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且此时的侠士形象也更为健全和传神。
像是裴铏《传奇》中的《昆仑奴》和《聂隐娘》，薛调的《无双传》，《甘泽谣》中的《红线》，以及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大量的侠义类作品诞生，饱含着唐代“以武行侠”的崇武倾向。
这一时期的侠士形象比传奇黄金时代要更为具体鲜明，而且普遍占据了主角地位。
与此同时，作者们在描写侠士形象时将对人物的精神内涵专注开始转向对其精湛技艺的追求。
这种侠客类型在裴铏《传奇》、袁郊《甘泽谣》里都得到了发展，如昆仑奴、红线都被进一步塑造成神仙般的人物了，而神化他们的恰好就是他们神奇的技击术。
而薛调的《无双传》虽然没有涉及高深的技击术，但作品详尽地描写了古押衙救出刘无双的秘谋险举:“比闻茅山道士有药术。其药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专求，得一丸。昨令采苹假作中使，以无双逆党，赐此药令自尽。至陵下，托以亲故，百缣赎其尸。凡道路邮传，皆厚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异篼人，在野外处置讫。老夫为郎君，亦自刎”。
古押衙的救人的方法简直神乎其神。
侠士的拯救精神还在，依旧见义勇为，但被更多的加上了高超的技艺和超人的智慧。
依照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这是侠士的“神化”。
但技艺的神化与人本质的神化，我个人认为真正的“神化”应当是后者。
如佛教中释迦摩尼和达摩祖师的顿悟，如道家仙人的飞升，都是在内心达到一定境界后，才得以成神。
故而，我们可以认为，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由内在的专注转为外在，其实是其更“人化”的表现。
正如余恕诚先生所说:“思维能力的提升，使得唐人挣脱了神权的部分束缚，获得了一定的解放感，唐人不再像前人一样信仰外在的力量，传统的志怪、宗教想像变成了表现人生命运起落无常的娱乐故事，传奇小说从而获得了鲜明的现实性品格。”
唐传奇此时是真正远离了志怪，因而唐侠士也终于趋向现实。
但发展到了顶峰，最终还是会迎来它的衰落。
现实主义的创作趋向并没有一直都朝好的方向发展。
如在唐传奇晚期，确切来说是乾符以后，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开始衰落。
虽然这一时期侠义类作品仍被大量创作，但唐传奇中的侠义精神却被不断地消解、忽略。
在《嘉兴绳技》、《车中女子》、《义侠》、《僧侠》、《兰陵老人》、《田彭郎》、《潘将军》、《丁秀才》等作品中，作家着重描写的时神奇的技击术。
作品中的侠士不再如早期一样具有高尚光辉的人格，反而沦为盗贼，毫无侠义可言。
如《车中女子》、《田彭郎》、《潘将军》、《丁秀才》等作品中的侠客把偷东西作为乐趣，游戏人间。
这一时期所谓的侠义小说，已经纯粹是在对杂技进行描写，与前期的豪侠传奇形成鲜明对比，将侠从“神人”、“圣人”、“高人”的等级拉扯下来，直接坠为“下等人”。
这与“侠”的初衷已经背道而驰，越来越偏离人们对于侠士的美好幻想。
纵观整个文学史，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发展呈现出两个特点。
一是侠士形象在作品中经历了由配角向主角发展的过程，这是侠士形象的文学创作意识发展和时代呼唤所造就的。
二是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经历了由“神侠”向“人侠”演进的过程，对于侠士形象的创造，被越来越多地寄托了人的七情六欲和现实的反抗元素，这也是唐传奇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体现。
分析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产生与发展，重在关注其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及形象描写。
一直以来，学术界沉迷于唐传奇中对侠士高超武技的描绘，而疏于对侠士文化的探寻，而多支持侠士由“人”向“神”的转变。
殊不知中国的侠士，与日本的武士、西方的骑士一样被赋予了自己民族独特的道德模式、纪律法度和民族精神，是文化重要的传承载体，理应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更深一步地探究其哲学与历史内涵。
不仅是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创作，历朝历代都有着不同风格的作品，如《史记》、《汉书》中的《游侠列传》，清代石玉坤的《三侠五义》等。
只有弄清各个时代文学中的侠士形象的内涵发展，才能真正理解我国的侠文化。
至于唐传奇中的侠士也很有个性，所谓“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龚自珍在《漫感》中将中国古代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以相当准确的话语表达出来。
于文人而言，箫或许是“静”，指代生活的闲适自在、无拘无束。
而剑则是“动”，即可指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亦可指行侠仗义、笑傲江湖的游侠情怀。
这一静一动，往往激发了文人的创作冲动，给人留下了诸多美的感受。
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不仅是作者们对心中仰慕的侠者的描写，更是自我内心理想的写照。
对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个性特点分析，文坛上众说纷纭。
温子建在《武侠小说鉴赏大典》中提到唐代武侠形象的时候说:“唐传奇塑造了众多的武侠形象，揭示出更为丰富复杂的侠义精神，为后世的武侠小说开辟了新的途径。”
最为普遍的观点就是其尚武、女侠突出、侠类众多等特点。
如沈阳大学的学者赵旭，就提出了“武力”“重义”“守信”“不居功”的形象特点。
而湖南科技大学的刘新华等学者，还专门针对女侠提出了“刚猛”“独立”“爱恨分明”的特点。
然而这些观点过于笼统，并不全面，无法深入透彻地谈及唐传奇侠士形象背后的内涵，也未能显示出唐代侠士特有的风范。
针对此种状况，我们可以针对唐传奇中侠士特有的四个特征做出分析。
首先是傲，的确，傲，这是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第一个个性特征。
与任何时代不同，唐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代，尤其在盛唐时，万邦来朝，国力强盛，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而骄傲。
文人的骄傲铸就了文采飞扬，也使得他的人物一言一行无不傲气十足。
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中唐时期的传奇作品，譬如《柳毅传》中的柳毅与钱塘君，二人虽“傲”处不同，却都将唐侠的风范表现的淋漓尽致。
钱塘君的傲是自视过高，横行无忌。
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细细品味，几乎与李白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与唐王朝对侠客的推崇有直接的关系。
《旧唐书》记载:“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开明的统治下，当权者对侠客的态度较为宽容，在法律中也常见优容，给了他们极大的生存空间。
他们以自己的身份为豪，以时代的尚武精神为傲。钱塘君便是此类人物的真实写照。
文人们对他们的为人或褒或贬，但对其傲气大多还是十分欣赏的。
与钱塘君不同，柳毅所表现出的却是文人的傲骨，更被推崇。
解救龙女危机后，他严辞推拒与龙女的婚事:“诚不知钱塘君孱困如是～毅始闻夸九州、怀五岳，泄其愤怒;复见断金锁，掣玉柱，赴其急难。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盖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萧管方洽，亲宾正和，不顾其道，以威加人，岂仆人素望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哉～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负百行怖之微旨，虽人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而欲以蠢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将迫于人，岂近直哉～且毅之质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然而敢以不服之心，胜王不道之气。惟王筹之～”
他坚持自己的真理，不违背自己的心愿而屈服于他人，守义重礼。
他的傲体现在人的自尊与自重上，比起钱塘君的鲁莽狂妄要高出许多，也正因这样，不可一世的钱塘君折服于小小的书生柳毅。
加上柳毅急人之难的侠义胸怀和豪迈气魄，使得柳毅足以被称之为“大侠”。
其二是武，武，这也是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第二个个性特征。
历代文学作品内都有对于侠士武术技艺的体现，唐传奇自然也不例外。
可以说侠士形象“武”的特点是贯穿整个唐传奇的发展过程。
但它所展示出的“武”，有着两层含义，且每一层都与诸代作品有明显的不同。
其一为尚武精神，其二为高超的武技。
与明清的侠义小说不同，唐传奇只能称作豪侠小说。
虽然同样表现出侠士风范与精神，但对于武道的重视却远大于后者。
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颇具武道精神，行事果敢，不惧杀人，尤其中唐前期非常明显。
例如《谢小娥》中关于她报仇的情节:“暨诸凶既去，春沉醉，卧于内室;兰亦露寝于庭。小娥潜锁春于内，抽佩刀先断兰首，呼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兰死于外，获赃收货，数至千万。”
而《柳氏传》中许俊更是直接策马将柳氏带出了沙吒利府，没有使用任何谋略。
韩非子在《五蠹》一文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唐传奇中的许多侠士几乎都是犯禁者。宽松的法度使他们尚武倾向日益加深，这在唐传奇中侠士上体现尤为突出。
而唐传奇中与侠士相关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侠士身上高超的武技。
如果说在人物性格、精神上，唐传奇的侠士是从“神”变“人”，那么从武技上来说，却是从“人技”变“神技”。
在唐传奇中后期，侠士渐渐变为主角，可见于《兰陵老人》、《红线》、《聂隐娘》等作品中。
这些侠士常隐居于市井中，“埋形杂迹”，武功高强，却不愿轻易展示，只在关键时刻出手，又如长空电闪，点到即止，不见具体招数。
一旦显露行止，马上又飘然而去，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他们的武器不仅有长剑、弹弓，还有“开脑后”而藏的羊角匕首，以及可化尸体的药水。
他们的剑术已经与仙法紧密结合了起来。
如红线出入戒备森严的帅府如无人之境，摩勒在“攒矢如雨”的弓箭中飞腾而去却毫发无伤，至于那空空儿更是“能从空虚而入冥，善无形而没影”。
陈平原先生将唐传奇中的武技概括为“技击”、“道术”、“药物”三个方面。
他说:“唐宋传奇中的侠客的武功，一为技击，一为道术，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现实生活实际存在的战斗技巧，而后者则带有更多想象和神话的成分。”
侠士的存在是为了“拯救”，他的行为往往具有冒险性，只有具备强大的精神力和超出常人的武力等手段，方能完成他的“使命”。
加之唐代宗教色彩浓厚，西域文化也大量涌入中土，使得创作者们想象丰富，在唐传奇中的侠士技艺上有了极其精彩的描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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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们都解救孤弱，敢于同恶势力相抗衡，敢作敢当，勇气过人。
他们不是初唐时无欲无过的神人，也不是中唐时德行完备的圣人，而是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不完美的凡人代表，以“高人”的形式而存在着。
他们的一言一行，皆血肉分明，形神兼具，无不魅力超然。
可是，文人们并不满足于此时侠士形象的发展，从原本对现实的描摹转向了对梦幻的追求。
所以至大和年间，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发展到了第二变化期，侠士形象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人***，在维持原本“高人形态”的基础上，变得更富有人情味和奇幻色彩。
虽然此时的唐传奇开始出现衰落的症状，名家名篇渐少，但侠义类作品的创作反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且此时的侠士形象也更为健全和传神。
像是裴铏《传奇》中的《昆仑奴》和《聂隐娘》，薛调的《无双传》，《甘泽谣》中的《红线》，以及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大量的侠义类作品诞生，饱含着唐代“以武行侠”的崇武倾向。
这一时期的侠士形象比传奇黄金时代要更为具体鲜明，而且普遍占据了主角地位。
与此同时，作者们在描写侠士形象时将对人物的精神内涵专注开始转向对其精湛技艺的追求。
这种侠客类型在裴铏《传奇》、袁郊《甘泽谣》里都得到了发展，如昆仑奴、红线都被进一步塑造成神仙般的人物了，而神化他们的恰好就是他们神奇的技击术。
而薛调的《无双传》虽然没有涉及高深的技击术，但作品详尽地描写了古押衙救出刘无双的秘谋险举:“比闻茅山道士有药术。其药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专求，得一丸。昨令采苹假作中使，以无双逆党，赐此药令自尽。至陵下，托以亲故，百缣赎其尸。凡道路邮传，皆厚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异篼人，在野外处置讫。老夫为郎君，亦自刎”。
古押衙的救人的方法简直神乎其神。
侠士的拯救精神还在，依旧见义勇为，但被更多的加上了高超的技艺和超人的智慧。
依照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这是侠士的“神化”。
但技艺的神化与人本质的神化，我个人认为真正的“神化”应当是后者。
如佛教中释迦摩尼和达摩祖师的顿悟，如道家仙人的飞升，都是在内心达到一定境界后，才得以成神。
故而，我们可以认为，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由内在的专注转为外在，其实是其更“人化”的表现。
正如余恕诚先生所说:“思维能力的提升，使得唐人挣脱了神权的部分束缚，获得了一定的解放感，唐人不再像前人一样信仰外在的力量，传统的志怪、宗教想像变成了表现人生命运起落无常的娱乐故事，传奇小说从而获得了鲜明的现实性品格。”
唐传奇此时是真正远离了志怪，因而唐侠士也终于趋向现实。
但发展到了顶峰，最终还是会迎来它的衰落。
现实主义的创作趋向并没有一直都朝好的方向发展。
如在唐传奇晚期，确切来说是乾符以后，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开始衰落。
虽然这一时期侠义类作品仍被大量创作，但唐传奇中的侠义精神却被不断地消解、忽略。
在《嘉兴绳技》、《车中女子》、《义侠》、《僧侠》、《兰陵老人》、《田彭郎》、《潘将军》、《丁秀才》等作品中，作家着重描写的时神奇的技击术。
作品中的侠士不再如早期一样具有高尚光辉的人格，反而沦为盗贼，毫无侠义可言。
如《车中女子》、《田彭郎》、《潘将军》、《丁秀才》等作品中的侠客把偷东西作为乐趣，游戏人间。
这一时期所谓的侠义小说，已经纯粹是在对杂技进行描写，与前期的豪侠传奇形成鲜明对比，将侠从“神人”、“圣人”、“高人”的等级拉扯下来，直接坠为“下等人”。
这与“侠”的初衷已经背道而驰，越来越偏离人们对于侠士的美好幻想。
纵观整个文学史，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发展呈现出两个特点。
一是侠士形象在作品中经历了由配角向主角发展的过程，这是侠士形象的文学创作意识发展和时代呼唤所造就的。
二是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经历了由“神侠”向“人侠”演进的过程，对于侠士形象的创造，被越来越多地寄托了人的七情六欲和现实的反抗元素，这也是唐传奇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体现。
分析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产生与发展，重在关注其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及形象描写。
一直以来，学术界沉迷于唐传奇中对侠士高超武技的描绘，而疏于对侠士文化的探寻，而多支持侠士由“人”向“神”的转变。
殊不知中国的侠士，与日本的武士、西方的骑士一样被赋予了自己民族独特的道德模式、纪律法度和民族精神，是文化重要的传承载体，理应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更深一步地探究其哲学与历史内涵。
不仅是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创作，历朝历代都有着不同风格的作品，如《史记》、《汉书》中的《游侠列传》，清代石玉坤的《三侠五义》等。
只有弄清各个时代文学中的侠士形象的内涵发展，才能真正理解我国的侠文化。
至于唐传奇中的侠士也很有个性，所谓“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龚自珍在《漫感》中将中国古代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以相当准确的话语表达出来。
于文人而言，箫或许是“静”，指代生活的闲适自在、无拘无束。
而剑则是“动”，即可指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亦可指行侠仗义、笑傲江湖的游侠情怀。
这一静一动，往往激发了文人的创作冲动，给人留下了诸多美的感受。
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不仅是作者们对心中仰慕的侠者的描写，更是自我内心理想的写照。
对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个性特点分析，文坛上众说纷纭。
温子建在《武侠小说鉴赏大典》中提到唐代武侠形象的时候说:“唐传奇塑造了众多的武侠形象，揭示出更为丰富复杂的侠义精神，为后世的武侠小说开辟了新的途径。”
最为普遍的观点就是其尚武、女侠突出、侠类众多等特点。
如沈阳大学的学者赵旭，就提出了“武力”“重义”“守信”“不居功”的形象特点。
而湖南科技大学的刘新华等学者，还专门针对女侠提出了“刚猛”“独立”“爱恨分明”的特点。
然而这些观点过于笼统，并不全面，无法深入透彻地谈及唐传奇侠士形象背后的内涵，也未能显示出唐代侠士特有的风范。
针对此种状况，我们可以针对唐传奇中侠士特有的四个特征做出分析。
首先是傲，的确，傲，这是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第一个个性特征。
与任何时代不同，唐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代，尤其在盛唐时，万邦来朝，国力强盛，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而骄傲。
文人的骄傲铸就了文采飞扬，也使得他的人物一言一行无不傲气十足。
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中唐时期的传奇作品，譬如《柳毅传》中的柳毅与钱塘君，二人虽“傲”处不同，却都将唐侠的风范表现的淋漓尽致。
钱塘君的傲是自视过高，横行无忌。
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细细品味，几乎与李白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与唐王朝对侠客的推崇有直接的关系。
《旧唐书》记载:“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开明的统治下，当权者对侠客的态度较为宽容，在法律中也常见优容，给了他们极大的生存空间。
他们以自己的身份为豪，以时代的尚武精神为傲。钱塘君便是此类人物的真实写照。
文人们对他们的为人或褒或贬，但对其傲气大多还是十分欣赏的。
与钱塘君不同，柳毅所表现出的却是文人的傲骨，更被推崇。
解救龙女危机后，他严辞推拒与龙女的婚事:“诚不知钱塘君孱困如是～毅始闻夸九州、怀五岳，泄其愤怒;复见断金锁，掣玉柱，赴其急难。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盖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萧管方洽，亲宾正和，不顾其道，以威加人，岂仆人素望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哉～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负百行怖之微旨，虽人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而欲以蠢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将迫于人，岂近直哉～且毅之质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然而敢以不服之心，胜王不道之气。惟王筹之～”
他坚持自己的真理，不违背自己的心愿而屈服于他人，守义重礼。
他的傲体现在人的自尊与自重上，比起钱塘君的鲁莽狂妄要高出许多，也正因这样，不可一世的钱塘君折服于小小的书生柳毅。
加上柳毅急人之难的侠义胸怀和豪迈气魄，使得柳毅足以被称之为“大侠”。
其二是武，武，这也是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第二个个性特征。
历代文学作品内都有对于侠士武术技艺的体现，唐传奇自然也不例外。
可以说侠士形象“武”的特点是贯穿整个唐传奇的发展过程。
但它所展示出的“武”，有着两层含义，且每一层都与诸代作品有明显的不同。
其一为尚武精神，其二为高超的武技。
与明清的侠义小说不同，唐传奇只能称作豪侠小说。
虽然同样表现出侠士风范与精神，但对于武道的重视却远大于后者。
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颇具武道精神，行事果敢，不惧杀人，尤其中唐前期非常明显。
例如《谢小娥》中关于她报仇的情节:“暨诸凶既去，春沉醉，卧于内室;兰亦露寝于庭。小娥潜锁春于内，抽佩刀先断兰首，呼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兰死于外，获赃收货，数至千万。”
而《柳氏传》中许俊更是直接策马将柳氏带出了沙吒利府，没有使用任何谋略。
韩非子在《五蠹》一文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唐传奇中的许多侠士几乎都是犯禁者。宽松的法度使他们尚武倾向日益加深，这在唐传奇中侠士上体现尤为突出。
而唐传奇中与侠士相关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侠士身上高超的武技。
如果说在人物性格、精神上，唐传奇的侠士是从“神”变“人”，那么从武技上来说，却是从“人技”变“神技”。
在唐传奇中后期，侠士渐渐变为主角，可见于《兰陵老人》、《红线》、《聂隐娘》等作品中。
这些侠士常隐居于市井中，“埋形杂迹”，武功高强，却不愿轻易展示，只在关键时刻出手，又如长空电闪，点到即止，不见具体招数。
一旦显露行止，马上又飘然而去，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他们的武器不仅有长剑、弹弓，还有“开脑后”而藏的羊角匕首，以及可化尸体的药水。
他们的剑术已经与仙法紧密结合了起来。
如红线出入戒备森严的帅府如无人之境，摩勒在“攒矢如雨”的弓箭中飞腾而去却毫发无伤，至于那空空儿更是“能从空虚而入冥，善无形而没影”。
陈平原先生将唐传奇中的武技概括为“技击”、“道术”、“药物”三个方面。
他说:“唐宋传奇中的侠客的武功，一为技击，一为道术，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现实生活实际存在的战斗技巧，而后者则带有更多想象和神话的成分。”
侠士的存在是为了“拯救”，他的行为往往具有冒险性，只有具备强大的精神力和超出常人的武力等手段，方能完成他的“使命”。
加之唐代宗教色彩浓厚，西域文化也大量涌入中土，使得创作者们想象丰富，在唐传奇中的侠士技艺上有了极其精彩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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