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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章 巾帼侠女

    然而不仅仅是女侠类型开了先河,唐代传奇中确立了侠客形象“武”与“侠”结合的模式,除涉及到社会现实中的政治问题外,开创性地发展到了对男女婚恋的涉及,并将英雄主义与流氓主义并蓄,创造出各种身份、性格的侠士,给后世作品提供了借鉴。

    将侠客所具有的精神内涵,即定义延伸,使人们对侠文化有了新的追寻。

    可是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价值并不只在于文学意义上的延续,还应该体现在文化上的传承。

    今日的侠义文学作品,往往角色的创造上过于儿女情长,也带有太多的网络文学糟粕。

    情节设计恶俗,不具连贯性,且作品主题单薄而无时代价值。

    最令人遗憾的,是不尊重史实,俗套浅薄。

    要知道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不仅是寄托了唐代文人的侠客梦,也秉承着唐的精神与文化。

    所以我们今天的文人应当用唐传奇中侠士洗涤自己的内心,可曾让角色真实地活在文本中,可曾秉着时代精神与任务而前行,可曾忘记文学创作的初衷,今天,再读唐传奇,不仅是为了梦中那一潇洒的侠士身影,更是回归文学创作、文化传承的心灵故乡。

    总之,一切正如陈平原先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所说:“侠的观念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以及当代视界与文类特征的融合。”

    毕竟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诞生以及成熟,承载这唐人的历史与想象,唐代的辉煌壮阔与深情浓意。

    认识这一群体,不单单是对唐文学提高认识,更是回归大唐——一个意气风发、豪侠盛行的时代,一片文化的纯净之地。

    特别是女侠这一形象,更是开创历史之先河,毕竟侠女形象首次作为一个群体绽放,成为文人重要的描写对象,可以说在古今中外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当然,侠女形象的产生,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民族融合,社会动乱文学的历史传承,道教文化的影响以及作者的主观意识等。

    可以在这再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唐代女侠的形象,首先,唐代女侠的类型化特点浓厚,可以分为复仇型、义侠型、刺客型和盗侠型几种。

    她们性格上敢爱敢恨,个性张扬,机智果断,武艺高超。

    所以这些侠女形象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世侠女形象的塑造产生深远影响。

    要知道就像先前所说,中国的侠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侠”这一特殊的群体。

    《史记游侠列传》载:“所谓言必行,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千里诵义者也。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而在这个群体中,侠女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唐代小说中侠女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形象,如谢小娥、聂隐娘、红线、车中女子、贾人妻等,她们身怀绝技,情深义重,智勇双全,快意恩仇,一改挣脱了传统女性“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束缚,展示了唐代女性独有的个性与思想。

    首先说,侠女形象有类型化特点。

    如果大家有点了解的话,就可以看到,唐传奇中的女侠或武艺高超,或才貌双全,或情深意重,或行侠仗义。

    从其行为特征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卧薪尝胆、有仇必报的复仇型女侠。

    这一类女侠在亲人遇害之后勇敢担负起男子的复仇任务,为亲人报仇雪恨。

    但是她们在复仇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劳动人民的勇敢、果断、执着、智慧又都是不一般的。

    如《贾人妻》、《谢小娥》、《崔慎思妻》。

    这三则故事很类似,都是女主人公为报仇卧薪尝胆,最终大仇得报的故事。

    而《贾人妻》、《崔慎思妻》两篇故事大同小异,都是女子嫁人以男子做掩护,报仇后远走高飞。

    《谢小娥》中的谢小娥在父夫遇害之后,为报家仇历尽千辛万苦的寻找仇人,经历父亲托梦,自己更名易姓,女扮男装,查访仇人,最后卧薪尝胆,伪装成佣工受雇仇家,最后大仇得报。

    《贾人妻》中商人的妻子在复仇之前过的完全是正常生人的生活,改嫁后两年后的一天,她终于大仇得报了,于是她便不惜一切的准备离开,甚至为了抛却一切挂念,走了之后又回家狠心地把亲生儿子给杀了,然后远走高飞。

    第二类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侠型女侠。

    这类人行侠仗义,施恩不图报。

    如《荆十三娘》中的荆十三娘寡居后与进士赵中行相慕,同赴扬州。

    赵中行的好友李正郎之弟李三十九有个心爱的美妓,但却被其父母强卖给别人。

    荆十三娘知道后,仗义相助,不求回报,果敢地帮李夺回所爱,并杀死了嫌贫爱富的女子父母。

    此举充分展示了荆十三娘嫉恶如仇的性格。

    她的行为是兼有朋友之义与豪侠之气的义侠。

    第三类是行为奇幻、武艺高强的刺客型女侠。

    如《聂隐娘》和《红线》。

    《聂隐娘》中的女主人公聂隐娘手持“宝剑一口”,一年内能飞檐走壁,两年中可刺猿猱虎豹,三年击鹰隼无不中,第四年便可取人首级而无人觉,第五年为民除害行刺一大官,事成还家。

    她不但具备一般刺客所具有的侠肝义胆,而且有勇有谋,有远见,深明大义地投靠了仁义的刘昌裔。

    而《红线》的故事则是酬报养育之恩的。

    红线为主人效力盗取节度使田成嗣床头的金盒以解战乱,她盗取金盒如入无人之境,视田成嗣所养的三千精兵和士卒于无物,只身飞檐走壁的进入目的地,轻巧熟练的举动在深夜并未惊醒任何人,这些功夫都不是常人能比的,虽然红线的故事中没有刺杀的情节,但是其行为的诡异,却和刺客如出一辙,因此把她归于刺客类是不无根据的。

    第四类是侠肝义胆、智勇双全的盗侠型女侠。

    这一类型的女侠以偷盗行为行侠仗义,济人危难。

    如皇甫氏《原化记-车中女子》中写一位女侠盗,却领导着一群技艺出众的男侠盗,盗取宫中宝物,并为搭救无辜受牵连者只身入虎穴。

    此种类型还有康骈《潘将军》中的“三环女子”,她取潘将军玉念珠放置慈恩寺塔上,后因老人王超恳求,上塔取珠,归还潘府。

    当然,说了这么多,其实唐代侠女形象也有着共性特征。

    第一,浓厚的传奇色彩,鲜明的女性意识。

    唐代文学中的女侠形象富于浓厚的传奇色彩,她们道术奇特,性格刚强,机智果断,武艺高超。

    如《聂隐娘》,为突出隐娘来去无踪的传奇色彩,作者付予她莫大的神通。

    她藏匕首于脑后,用即抽出,而无损伤;她身轻如风,刺鹰隼无不中;她白日刺人于都市,而人莫能见,如此等等。

    而且唐女侠形象也具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

    她们敢爱敢恨,个性张扬,大胆执着,洒脱豪迈。

    如聂隐娘突然看见磨镜少年来到她家,便毫不犹豫地说:“此人可与我为夫。”

    再如贾人妻,本与王立为路人,但因其“诚意与言,气甚相得”,就立即与王立结合。

    又如车中女子,蔑视权贵,真性率直,既敢于窃取宫中之物,又敢于从狱中劫人。

    三鬟女子则春日蹴鞠,戏偷玉珠,是那样天真烂漫;将珠完璧归赵,又是如此仗义洒脱。

    第二,突出的女性特质。

    因为唐代侠女形象是男人塑造的产物,她们行事的风格、观念、情感、与男性侠客固然有很多共同点,但女侠因其性别上所带来的文化特色,在客观上是有别于男侠形象的。

    作者非常注重从女性气质角度来描写女侠形象。

    首先体现在侠女的外貌描写上,如写车中女子“容色甚佳”、贾人妻为“美妇人”以及红线行侠前的装扮等等,虽然是很简单的外貌描写,但简洁的语句中却体现女性的气概。

    其次体现在性格上,侠女因其具有女性和侠者的双重身份,作者在塑造她们的形象时,更多的表现为坚不可摧的韧性,因此,她们的复仇方式大都为尚智型。

    例如谢小娥、贾人妻、崔慎思妾复仇时着重表现的是“忍”的气质——女性特有人格魅力。

    再次她们的行侠手段同样体现着侠女特有女性特质,如崔慎思妾为父报仇之后“白练缠身”,车中女子则是用绢带救出大牢中的士子吴群,三鬟女子“疾若飞鸟”的轻功。

    无论是绢练还是轻功的描写,这些都和女子体态轻盈、心灵手巧的女性特征相一致。

    而综观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唐代以前的各种作品里,侠客的形象很多,但是只限于男性,很少有女性。

    直到唐代,侠女形象才开始在传奇小说中出现,侠女从此成为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之一。

    首先,从侠女的发展历史来说,北朝以前的妇女基本上见不到以习武为业者,更谈不上在武艺方面有什么高深的造诣,产生女侠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也有抗御敌军的巾帼英雄妇好,反抗暴政的女领袖吕母,迟昭平,替父从军请愿的孝女花木兰等,虽然她们本身并没有精湛的武艺,只是有着满腔热情和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但是她们无论从性格上还是行为上都有了侠女的雏形。

    像是妇好,商朝国王武丁的妻子,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她不仅能够率领军队东征西讨为武丁拓展疆土,而且还主持着武丁朝的各种祭祀活动。

    甲骨文记载,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

    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

    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二十多个独立的小国。

    吕母是西汉末年最早反抗王莽统治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

    西汉农民起义的巾帼英雄迟昭平也于吕母起义的同年秋,聚众数千人举行起义,抗官税,荡府衙,杀豪绅,掠贵族,扶危济弱,分粮与贫苦百姓,一时声威大震,成为众豪杰中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女领袖。

    至于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中国古代民族女英雄,忠孝节义,以替父从军击败北方入侵民族闻名天下。

    虽然说她们不能是纯粹的侠女,但是其身上的侠女因素也为侠女文学提供现实依据。

    而从历史上侠义文学的传承上来说,早在《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就有越女试剑“一人挡百,百人当万”的传说,以及之后的《搜神记》中的《李寄斩蛇》,《搜神后记》中的《比丘尼》等,也都塑造了武艺高强的女子形象。

    这些作品都是以女子作为主人公,情节离奇,具备了侠女的一些因子。

    虽然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侠女小说,但是在侠女性格塑造、故事环境渲染、侠义行为与精神等方面都开启了唐代小说的笔路。唐传奇中的侠女,如红线、聂隐娘、贾人妻、车中女子等也都是在此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

    其次,唐代侠女传奇是在民族融合基础上产生的。

    唐代侠女传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大唐文化的直接产物。

    唐代南北统一,多民族的大融合为唐代侠女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侠女形象提供了艺术和生活原型。

    魏晋以来,北方战乱频繁,少数民族女性秉承了尚武之风,妇女长于骑***通武艺,这就为侠女的产生做了必要的准备。

    而唐代沿袭了北朝遗风,妇女尚武,这就使得侠女产生的条件更加成熟;有尚武女性就会有侠女生成,有侠女就必然会有表现侠女的文学作品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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