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 书生
然而《聊斋志异》所出现的明末清初时期，此时封建礼教观念深入人心，社会上对女性的束缚和压制达到了一个高峰。
于是《聊斋志异》虽然更多的是描写各种不同的女性，但它的整个创作思想都是以男子为中心，女性为男子附庸物，那些侠义女性也不例外。
这些作品都抹杀了侠义女性自身的人生权利，仅仅只是作为寒士的性对象或生育工具来进行描写和赞扬。
其中侠义女性的整个人生都离不开男子，都是为了男子需要而服务。
当然，说到这，又不得不给大家提一下《聊斋志异》中的男性形象了，当然，主要是书生。
的确，《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格的文言短篇小说，文中的人物主要是以书生官吏及狐仙鬼神为主，其中的“书生”形象各异，他们有的敢于为爱痴狂，有的敢于直面强权，有的沉迷酒色，有的忘恩负义，有的痴迷科举。
这些书生既有温文尔雅的一面，也有甘于沉沦的一面。
每一个书生形象都塑造得栩栩如生，具有独特的社会意义。
性格决定命运，作品中的书生形象之所以会各有不同，是因为他们性格上的差异。
有些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有些是为自己怀才不遇而感到不平，还有一些是对贪官污吏的强烈反抗，整个作品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与反映封建社会现状的特征。
所以对《聊斋》中书生这一形象的理解与把握，对了解蒲松龄这个人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这里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聊斋志异》中的书生主要有以下几种特征。
一是在书中的现实世界里，书生多地位低下，家境贫寒，却具有严重的科举情结。
《聊斋志异》书中的书生虽然出身贫寒，但他们学习刻苦努力，有着孜孜以求的上进精神，可以说考取功名，成了他们生命的终极追求，我们把它称做“科举情结”。
像是叶生生活贫困得连灯火钱也需别人接济;张介受家里十分贫穷，没有多少财产;申氏家里火也没有，夫妻相望，无以为计;穆生家里清贫，冬天穿的衣服都没有。
这些书生的生存都面临着难题，然而却仍沉迷科举，渴望功名。
再比如《聊斋志异》开篇之作《考城隍》中便流露出作者对科举的幻想，吏人竟在梦中“持牒牵马，力邀赴试”，因负有才学且有一颗为善之心，宋公得以录为河南城隍一职。
《叶生》中的叶生才华横溢，擅长吟诗作赋，但是怀才不遇，后来得到了丁公的帮助，死后魂魄跟随丁公，并帮助他的儿子考取功名，当叶生回到家乡时，才发现自己是已死之人。
一个已死之人仍热衷于科举，我们可以看出叶生一方面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借丁公之子完成自己考取功名的幻想。
《书痴》中主人公郎玉柱爱书成瘾，家里贫困，也不舍得卖书;他日夜读书，严寒酷暑仍不间断;不懂礼节人情世故;更不懂夫妻之事，这些荒谬的事迹夸张的表现了郎玉柱的沉迷四书五经的痴。
《于去恶》中的于去恶和方子晋也是十分典型的鬼书生形象，生前皆科举不顺，死后两人到达阴间仍参加科举考试，希望在阴间求个一官半职。
这些文章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深刻剖析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禁锢与腐蚀。
对科举考试迷信和顶礼膜拜，使书生的生活重点只有四书五经，这些封建礼教的镣铐捆绑住书生们的身心并侵害着书生们，他们一心朝着被上层官僚体系认可的科举仕途的方向去努力。
二是在书中的精神世界里，有着“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儒家传统精神的坚守。
首先是“孝”，所谓“父子之道，天性也”《聊斋》中的书生不仅要面对着日趋窘迫的生计问题和低下的社会地位，而且在科举的道路上坎坷而行。
但他们在“孝”的精神世界散发出强烈的人格魅力。
《乐仲》里的乐仲，母亲在生病的时候想吃肉，他十分着急又得不到肉，于是便“割左股献之”，以自己的大腿肉来让母亲吃。
《钟生》里的钟生，应济南乡试，遇到一位道士，道士告诉“他子福命至薄，然今科乡举可望。但荣归后，恐不复见尊堂矣”
钟生说:“母死不见，且不可复为人”钟生在科举进仕与事亲中毅然选择了事亲。
《小梅》中的王慕贞帮助一个老妇，面对老妇儿子的感谢，只说了句“无他，怜汝母老耳”。
其次是“忠”，所谓“忠”对爱情的忠贞不渝，《阿宝》中孙子楚就是千古情痴代表。
他仅因心仪女子的一句戏言，便决然以斧自断其指，及至亲见阿宝，而后变成魂魄，附鹦鹉之身飞到爱人身边，最终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士为知己者死”的知己至情在《连城》中体现的淋淋尽致。
《连城》中乔生与连城产生了共鸣，为了给连城治病将自己的心头肉给连城医治，然终不得连城，连城也郁郁而亡，乔竟然伤心而绝，魂随连城而去。
最终感动阴司完成了婚姻，这种为情而死，为知己而死的精神，已经超出一般意义的爱情。
《连城》是一曲“知己”之恋的赞歌。
再次是“勇”，孟子说过“威武不能屈”《聊斋志异》中也有不少书生面对强权不屈服、豪放自纵，表现出狂的一面。
出现的篇目主要是《席方平》、《吴令》、《狂生》、《鸮鸟》、《向果》。
这几篇虽然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作者仅仅通过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或者几件小事，便能将狂生笑傲权贵的豪放之气和嫉恶如仇的一腔嫉世豪气表现的淋淋尽致。
狂生藐视权贵不仅赞扬了狂生的不屈服权贵，而且讽刺了官场社会的黑暗。
三是在书中的精神世界里，同样也有不知进取，沉迷女色的道德沦丧。
那些坚守着儒家传统精神的书生值得我们去赞扬，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然而并非所有的《聊斋》书生都坚守着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的完美，遵循着自己精神世界的纯洁。
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也有一些道德的沦丧的书生值得我们去批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渴望得到情欲的满足，生活糜烂，沉迷女色。
第二，沉迷功名利禄，贪图享乐，不学无术。
第三，得志忘形，忘恩负义，残忍无道。
如风流成性，贪图女色的代表作《韦公子》，书中的韦公子是个进士，但是这个人风流成性，道德败坏，生性-爱-嫖-娼，连自己的女儿和儿子都不放过。
《嘉平公子》中的嘉平公子就是不学无术的代表，不仅不解吟诗作赋，而且错字连篇。
以《丑狐》中穆生为代表的形象表现出了读书人贪图金钱美色、见异思迁、不思进取的思想。
说到这，当然也要给大家说一下蒲松龄先生与书生形象的联系。
如果大家读过《聊斋》的话，就可以在书中形形色色的书生中，看到蒲松龄先生的自我形象，真的是可以随处可见。
因为这些书生都是少年得志，可中年仕途坎坷，老年穷困潦倒，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再去翻看翻看，这正是蒲松龄老先生和他书生的共同特点。
书中的书生对科举情结的狂热追也和对待知己情结的渴望，这都是作者在那个时候真实的内心写照。
蒲松龄先生的话，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蒲松龄的一生是平淡而寻常的，有着一个封建社会落魄分子的鲜明个性和这种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点。
1658年，19岁的蒲松龄“初应童子试，既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且“大为文宗师施禺山先生所称赞”20岁时，蒲松龄与同乡好友李希梅、张笃庆等人结成了“郢中社”。
此时的蒲松龄可谓少年得意，对未来满怀信心。
30岁之前的蒲松龄整体心态是积极向上的，对前途踌躇满志。
虽然这个时期还没有开始创作《聊斋志异》，但是在作品中还是有所体现的。
如《素秋》中的恂生，《青娥》中的霍恒，《司文郎》中的王生，《婴宁》中的王子服等等都是少年得志，极有才气。
这段时期作者与李希梅、张笃庆等人的文字之交对彼此间思想、性格、学识也产生了影响。
如书中的书生经常结社论诗，互相唱和，正是作者与朋友间快乐时光的体现。
可是与前半生得积极向上相比，后半生比较悲苦压抑。
在1670——1671年之间，蒲松龄在孙惠府上做幕僚，这时的蒲松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由于少年得志，而这个时期考试屡战屡败，作者心中不时发出孤愤之音。
1672年面对生活境遇的每况愈下，蒲松龄开始了在毕际有家几十年的坐馆生涯。
而在坐馆期间，蒲松龄又参加了5次乡试，然而终不得举。
于是残酷的现实使他的愤懑之情终究喷发而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多以落第秀才身份出现的，这是作者在科举道路上遇到的辛酸苦辣的流露。
《聊斋志异》中《叶生》《于去恶》《司文郎》这几篇中的主人公都是刻苦学习，渴望蟾宫折桂，这也是这个时期蒲松龄自己真实的写照。
1710年，71岁的蒲松龄在为科举奔波一生之后，才得了一个贡生的功名，在屡次科举不中的压抑下，孤寂苦闷的蒲松龄在现实中找不到归属和寄托，只有在自己的作品中寻找知己，如《连城》中的乔生和连城的知己爱情故事，《娇娜》中孔生雪笠和娇娜的精神恋爱，正是作者渴望能有知己之人的表露。
蒲松龄一生落魄，与文作伴，是典型的封建失意知识分子，因此他对下层书生的社会处境和人生遭遇有着深刻的体会，蒲松龄的人生境遇成功的塑造了《聊斋》中的书生形象，这些书生形象也凝结着蒲松龄的心血。
这不是我们信口胡诌，而是真的，包括蒲松龄老先生自己都在《聊斋志异》中曾自述:“集腋为求，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亦～”
由此可见，他写《聊斋志异》的时候确实是有“寄托”的目的。
简单地说来，蒲松龄写《聊斋志异》要抒发“孤愤”之情，用来抨击仕途黑暗。
从某种方面来说，蒲松龄老先生一生对于科举仕进，始终处在一种热诚的追求。
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一种怀才不遇，内心的悲愤之情在内心燃烧起来，也让他看清了科举仕途的黑暗不公，考官的昏庸无能。
于是在《聊斋》中抨击科举舞弊黑暗，讽刺考官误人子弟以及科举制度对书生的残害。
《贾奉稚》中贾生才名冠一时，久试不中，经过仙人秀才指点，他将“遢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竟中魁，文章太好居然不中，胡乱拼凑却中了。
可见考场之风已然荒唐至极。《王子安》中王子安醉心科举，在喝醉之后，在梦中听到自己中乡试的消息，便踉踉跄跄爬起来说:“赏钱十千～”，当听到自己已经金榜题名时说“不可不出耀乡里”最后才知道是一场幻梦，科举制度说白了，也是书生自我麻痹的一场幻梦。
《司文郎》中盲和尚都能分清文章的三六九等，王生受之以脾的文章却落榜，余杭生受之以鬲的文章却中榜，借盲和尚之口说出了“帘中人并鼻盲矣”。
在黑白颠倒，不识文采的考官面前，众多有真才实学的考生只能穷困潦倒，遗憾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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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聊斋志异》虽然更多的是描写各种不同的女性，但它的整个创作思想都是以男子为中心，女性为男子附庸物，那些侠义女性也不例外。
这些作品都抹杀了侠义女性自身的人生权利，仅仅只是作为寒士的性对象或生育工具来进行描写和赞扬。
其中侠义女性的整个人生都离不开男子，都是为了男子需要而服务。
当然，说到这，又不得不给大家提一下《聊斋志异》中的男性形象了，当然，主要是书生。
的确，《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格的文言短篇小说，文中的人物主要是以书生官吏及狐仙鬼神为主，其中的“书生”形象各异，他们有的敢于为爱痴狂，有的敢于直面强权，有的沉迷酒色，有的忘恩负义，有的痴迷科举。
这些书生既有温文尔雅的一面，也有甘于沉沦的一面。
每一个书生形象都塑造得栩栩如生，具有独特的社会意义。
性格决定命运，作品中的书生形象之所以会各有不同，是因为他们性格上的差异。
有些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有些是为自己怀才不遇而感到不平，还有一些是对贪官污吏的强烈反抗，整个作品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与反映封建社会现状的特征。
所以对《聊斋》中书生这一形象的理解与把握，对了解蒲松龄这个人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这里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聊斋志异》中的书生主要有以下几种特征。
一是在书中的现实世界里，书生多地位低下，家境贫寒，却具有严重的科举情结。
《聊斋志异》书中的书生虽然出身贫寒，但他们学习刻苦努力，有着孜孜以求的上进精神，可以说考取功名，成了他们生命的终极追求，我们把它称做“科举情结”。
像是叶生生活贫困得连灯火钱也需别人接济;张介受家里十分贫穷，没有多少财产;申氏家里火也没有，夫妻相望，无以为计;穆生家里清贫，冬天穿的衣服都没有。
这些书生的生存都面临着难题，然而却仍沉迷科举，渴望功名。
再比如《聊斋志异》开篇之作《考城隍》中便流露出作者对科举的幻想，吏人竟在梦中“持牒牵马，力邀赴试”，因负有才学且有一颗为善之心，宋公得以录为河南城隍一职。
《叶生》中的叶生才华横溢，擅长吟诗作赋，但是怀才不遇，后来得到了丁公的帮助，死后魂魄跟随丁公，并帮助他的儿子考取功名，当叶生回到家乡时，才发现自己是已死之人。
一个已死之人仍热衷于科举，我们可以看出叶生一方面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借丁公之子完成自己考取功名的幻想。
《书痴》中主人公郎玉柱爱书成瘾，家里贫困，也不舍得卖书;他日夜读书，严寒酷暑仍不间断;不懂礼节人情世故;更不懂夫妻之事，这些荒谬的事迹夸张的表现了郎玉柱的沉迷四书五经的痴。
《于去恶》中的于去恶和方子晋也是十分典型的鬼书生形象，生前皆科举不顺，死后两人到达阴间仍参加科举考试，希望在阴间求个一官半职。
这些文章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深刻剖析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禁锢与腐蚀。
对科举考试迷信和顶礼膜拜，使书生的生活重点只有四书五经，这些封建礼教的镣铐捆绑住书生们的身心并侵害着书生们，他们一心朝着被上层官僚体系认可的科举仕途的方向去努力。
二是在书中的精神世界里，有着“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儒家传统精神的坚守。
首先是“孝”，所谓“父子之道，天性也”《聊斋》中的书生不仅要面对着日趋窘迫的生计问题和低下的社会地位，而且在科举的道路上坎坷而行。
但他们在“孝”的精神世界散发出强烈的人格魅力。
《乐仲》里的乐仲，母亲在生病的时候想吃肉，他十分着急又得不到肉，于是便“割左股献之”，以自己的大腿肉来让母亲吃。
《钟生》里的钟生，应济南乡试，遇到一位道士，道士告诉“他子福命至薄，然今科乡举可望。但荣归后，恐不复见尊堂矣”
钟生说:“母死不见，且不可复为人”钟生在科举进仕与事亲中毅然选择了事亲。
《小梅》中的王慕贞帮助一个老妇，面对老妇儿子的感谢，只说了句“无他，怜汝母老耳”。
其次是“忠”，所谓“忠”对爱情的忠贞不渝，《阿宝》中孙子楚就是千古情痴代表。
他仅因心仪女子的一句戏言，便决然以斧自断其指，及至亲见阿宝，而后变成魂魄，附鹦鹉之身飞到爱人身边，最终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士为知己者死”的知己至情在《连城》中体现的淋淋尽致。
《连城》中乔生与连城产生了共鸣，为了给连城治病将自己的心头肉给连城医治，然终不得连城，连城也郁郁而亡，乔竟然伤心而绝，魂随连城而去。
最终感动阴司完成了婚姻，这种为情而死，为知己而死的精神，已经超出一般意义的爱情。
《连城》是一曲“知己”之恋的赞歌。
再次是“勇”，孟子说过“威武不能屈”《聊斋志异》中也有不少书生面对强权不屈服、豪放自纵，表现出狂的一面。
出现的篇目主要是《席方平》、《吴令》、《狂生》、《鸮鸟》、《向果》。
这几篇虽然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作者仅仅通过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或者几件小事，便能将狂生笑傲权贵的豪放之气和嫉恶如仇的一腔嫉世豪气表现的淋淋尽致。
狂生藐视权贵不仅赞扬了狂生的不屈服权贵，而且讽刺了官场社会的黑暗。
三是在书中的精神世界里，同样也有不知进取，沉迷女色的道德沦丧。
那些坚守着儒家传统精神的书生值得我们去赞扬，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然而并非所有的《聊斋》书生都坚守着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的完美，遵循着自己精神世界的纯洁。
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也有一些道德的沦丧的书生值得我们去批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渴望得到情欲的满足，生活糜烂，沉迷女色。
第二，沉迷功名利禄，贪图享乐，不学无术。
第三，得志忘形，忘恩负义，残忍无道。
如风流成性，贪图女色的代表作《韦公子》，书中的韦公子是个进士，但是这个人风流成性，道德败坏，生性-爱-嫖-娼，连自己的女儿和儿子都不放过。
《嘉平公子》中的嘉平公子就是不学无术的代表，不仅不解吟诗作赋，而且错字连篇。
以《丑狐》中穆生为代表的形象表现出了读书人贪图金钱美色、见异思迁、不思进取的思想。
说到这，当然也要给大家说一下蒲松龄先生与书生形象的联系。
如果大家读过《聊斋》的话，就可以在书中形形色色的书生中，看到蒲松龄先生的自我形象，真的是可以随处可见。
因为这些书生都是少年得志，可中年仕途坎坷，老年穷困潦倒，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再去翻看翻看，这正是蒲松龄老先生和他书生的共同特点。
书中的书生对科举情结的狂热追也和对待知己情结的渴望，这都是作者在那个时候真实的内心写照。
蒲松龄先生的话，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蒲松龄的一生是平淡而寻常的，有着一个封建社会落魄分子的鲜明个性和这种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点。
1658年，19岁的蒲松龄“初应童子试，既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且“大为文宗师施禺山先生所称赞”20岁时，蒲松龄与同乡好友李希梅、张笃庆等人结成了“郢中社”。
此时的蒲松龄可谓少年得意，对未来满怀信心。
30岁之前的蒲松龄整体心态是积极向上的，对前途踌躇满志。
虽然这个时期还没有开始创作《聊斋志异》，但是在作品中还是有所体现的。
如《素秋》中的恂生，《青娥》中的霍恒，《司文郎》中的王生，《婴宁》中的王子服等等都是少年得志，极有才气。
这段时期作者与李希梅、张笃庆等人的文字之交对彼此间思想、性格、学识也产生了影响。
如书中的书生经常结社论诗，互相唱和，正是作者与朋友间快乐时光的体现。
可是与前半生得积极向上相比，后半生比较悲苦压抑。
在1670——1671年之间，蒲松龄在孙惠府上做幕僚，这时的蒲松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由于少年得志，而这个时期考试屡战屡败，作者心中不时发出孤愤之音。
1672年面对生活境遇的每况愈下，蒲松龄开始了在毕际有家几十年的坐馆生涯。
而在坐馆期间，蒲松龄又参加了5次乡试，然而终不得举。
于是残酷的现实使他的愤懑之情终究喷发而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多以落第秀才身份出现的，这是作者在科举道路上遇到的辛酸苦辣的流露。
《聊斋志异》中《叶生》《于去恶》《司文郎》这几篇中的主人公都是刻苦学习，渴望蟾宫折桂，这也是这个时期蒲松龄自己真实的写照。
1710年，71岁的蒲松龄在为科举奔波一生之后，才得了一个贡生的功名，在屡次科举不中的压抑下，孤寂苦闷的蒲松龄在现实中找不到归属和寄托，只有在自己的作品中寻找知己，如《连城》中的乔生和连城的知己爱情故事，《娇娜》中孔生雪笠和娇娜的精神恋爱，正是作者渴望能有知己之人的表露。
蒲松龄一生落魄，与文作伴，是典型的封建失意知识分子，因此他对下层书生的社会处境和人生遭遇有着深刻的体会，蒲松龄的人生境遇成功的塑造了《聊斋》中的书生形象，这些书生形象也凝结着蒲松龄的心血。
这不是我们信口胡诌，而是真的，包括蒲松龄老先生自己都在《聊斋志异》中曾自述:“集腋为求，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亦～”
由此可见，他写《聊斋志异》的时候确实是有“寄托”的目的。
简单地说来，蒲松龄写《聊斋志异》要抒发“孤愤”之情，用来抨击仕途黑暗。
从某种方面来说，蒲松龄老先生一生对于科举仕进，始终处在一种热诚的追求。
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一种怀才不遇，内心的悲愤之情在内心燃烧起来，也让他看清了科举仕途的黑暗不公，考官的昏庸无能。
于是在《聊斋》中抨击科举舞弊黑暗，讽刺考官误人子弟以及科举制度对书生的残害。
《贾奉稚》中贾生才名冠一时，久试不中，经过仙人秀才指点，他将“遢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竟中魁，文章太好居然不中，胡乱拼凑却中了。
可见考场之风已然荒唐至极。《王子安》中王子安醉心科举，在喝醉之后，在梦中听到自己中乡试的消息，便踉踉跄跄爬起来说:“赏钱十千～”，当听到自己已经金榜题名时说“不可不出耀乡里”最后才知道是一场幻梦，科举制度说白了，也是书生自我麻痹的一场幻梦。
《司文郎》中盲和尚都能分清文章的三六九等，王生受之以脾的文章却落榜，余杭生受之以鬲的文章却中榜，借盲和尚之口说出了“帘中人并鼻盲矣”。
在黑白颠倒，不识文采的考官面前，众多有真才实学的考生只能穷困潦倒，遗憾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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