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百零二章
如林黛玉、薛宝钗两人，都是美丽多才的少女，但一个是“行为豁达，随分从时”。
有时则矫揉造作;一个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有时不免任性尖酸。
一个倾向于理智，是“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冷美人;一个执着于感情;具有诗人的热烈的感情和冲动;’一个是以现实的利害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一个以感情的追求作为人生的目标。
这样两个难以调和的性格在对比中，性格的独特性就异常鲜明地呈现出来。
又如尤二姐和尤三姐两个亲姐妹，一个善良懦弱，一个豪爽泼辣。
迎春和探春两人同为庶出，一个是戳一针也不吱声的“二木头”，一个是可爱又扎手的“玫瑰花”。
作者不仅能够异常分明地写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而且也能在相似中显出独特性。
同是具有温柔和气这一性格侧面的少女，紫鹃的温柔和气，在淡淡中给人以亲切。
而袭人的温柔和气，则是一种令人腻烦的奴才习性。
黛玉和妙玉都孤高自许，但黛玉执着现实，孤高中包含着天真和热情;妙玉企超脱尘世，在冷漠中又有点矫揉。
为了突出主要人物的独特性格，作者还采用了类似衬托的所谓影子描写术。
金陵十二钗有正册、副册、又副册的幻设，实际上就是写各种人物类型在另一个品位层次的影子。
晴雯和袭人是黛、钗的影子，她们与黛、钗在精神气质上有近似的一面，但在表现方式和道际命运上又有不同和互补的一面。
还有就是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因为《红楼梦》改变了过去古代小说人物类型化、绝对化的描写，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比如作者把王熙凤放在广阔的社会联系中，从各个生活侧面给予反复渲染，随着情节的发展，构成她性格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完整性高度统一的性格整体;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
并且作者写她同与贾母、王夫人的关系，主要表现她对贾母她们的逢迎，以取得她们的宠信，巩固自己的地位。
既突出了虚伪与做作，又表现了机敏诙谐、泼辣豪爽。
写她与荣宁二府的贾氏姊妹、妯娌、侄媳之间的关系，以利害关系为转移的，对她的采取远近亲疏的不同态度，表现她自私和权诈的性格。
写她与贾琏的关系，表现夫妻之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双重人格。
写她与尤二姐的关系，表现“外作贤良，内藏奸滑”的两面手法。
写她与贾府大小管家、奴婢下人的关系，表现她的拢络利用与残酷镇压并用的统治手段。
写她与贾府外部的关系，表现她勾通官府、胡作非为的性格。
总之，一方面是当权的奶奶，治家的于才，似乎是支撑这个钟鼎之家的顶梁柱。
另一方面又是舞弊的班头，营私的里手，又是从内部蚀空贾府的大蛀虫;治家与败家构成了她性格中的一对矛盾。
她要求尽情享受，为了金钱、权威而玩弄权术，置人死地，阴险毒辣;另一方面，也要求在精神上满足优越感，她那灵巧的机智、诙谐的谈吐、快活的笑声，确实令人叹服。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既使人觉得可憎可惧，又有时使人感到可亲可近的典型人物。
人物的丰富性，还表现在“美丑泯灭”，宝玉在对女孩子的“爱博而心劳”中，又带有贵族公子的习气，在追求个***中，又带着迷惘感伤，在“痴”、“呆”可笑中表现他的可爱。
正如脂砚斋所说“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智，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个颦儿可对，令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
所谓“说不得善，说不得恶”等，正是性格中不同因素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写出了真实的人物。
以及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在这方面，可以说过去中国古代小说比较薄弱，《红楼梦》却取得了巨大进步。
首先，《红楼梦》写出了人物心灵深处情感因素与理性因素的真实搏斗。
因为宝钗一方面想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封建淑女的形象，但是她又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她不能摆脱生命赋予的本性。
于是两种欲求便在心灵深处发生冲突:一方面作为一个少女，面对着神采飘逸的富贵公子宝玉，产生爱慕之情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她又用理性原则掩埋爱的心迹。
在探望宝玉时，她“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于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得就红了脸，低下头来。”
感情与理性两股潜流在内心冲突，使我们看到人物心灵深处。
其次，作者善于表现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
宝;黛之间的爱情，可谓心心相印，刻骨铭心。
然而，他们却爱得那样痛苦，那样哀怨:欲得真心，却瞒起真心，以假意试探，结果求近之心，反成疏远之意，求爱之意，反成生怨之因。
如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二十九回“痴情女情重愈斟情”等，都是描写心理活动的杰作。
还有像是四十五回，宝玉冒着雨去看望黛玉，穿着蓑衣戴着大斗笠，黛玉说:“那里来的渔翁～”宝玉说将来也送黛玉一套，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
及至说出来，想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后悔不及，羞的脸飞红”，而“宝玉却不留心”。
这里黛玉说错了话当然是“无心”;后悔与害羞是“多心”，但这种害羞又包含着她的“有心”。
后来宝玉要走了，她劝他带上自己的玻璃绣球灯，千般叮嘱宝玉要小心。
不要摔了，表现了对宝玉的“关心”，联系上面的描写，表现她的无心，又是平时“有心”的流露。
宝玉走后，当夜深人静时，听到窗外的竹梢蕉叶之上雨声淅沥，清寒透幕，想到自己没有父母兄长，婚姻大事无人主张，又不觉滴下泪来，感到伤心。
黛玉从无心到多心，多心含有心;后又转为伤心，心理流程描写得十分真切动人。
同时《红楼梦》广泛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对传统的写法有了全面的突破与创新，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艺术，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为曹雪芹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觉与把握内在和外在的世界，实在和空幻的人生，又以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感知艺术地表达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这就是写实与诗化的完美融合。
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神秘感。
既是高度的写实，又充满了理想的光彩;既是悲凉慷慨的挽歌，又充满青春的激情。
它彻底地摆脱了说书体通俗小说的模式，显示出高雅的诗人小说的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精品。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就开宗明义地宣布了他所避循的创作原则就是“实录”。
他取材来自自己“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的“离合悲欢”，及其家族的“兴衰际遇”，没有一点因袭、摹仿的痕迹。
既不是借助于任何历史故事，也不以任何民间创作为基础，而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是“字字看来皆是血”，渗透着作者个人的血泪感情。
作品“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保持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现象的丰富性。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红楼梦》又不同于严格的写实主义小说，作者以诗人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着重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作品借景抒情，移情于景，从而创造出诗画一体的优美意境，把作品所要歌颂的爱情、青春和生命加以诗化，唱出了美被毁灭的悲歌。
作品的叙事由于渗入了抒情因素，更具有一种空灵、高雅、优美的风格。
以及象征手法的运用，引领读者伴随弦外之音，去参透人生的奥秘，使作品像诗一样具有含蓄、朦胧的特点，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引起几百年来不断的猜想、思索，成为永久的探索的课题。
自觉地创造一种诗的意境，自觉地运用象征的形式，使作品婉约含蓄，有如雾里微露的楼台，是那样的朦胧又那样的壮观;是那样的历历在目，又是那样的难以企及。
它不像过去的小说那样居高临下地裁决生活，开设道德法庭，对人事进行义正词严的判决，而是极写人物心灵的颤动，令人参悟不透其心理深度。
它备述人生无可回避的苦涩和炎凉冷暖，让读者品尝人生的况味。
整部小说像一首维丽深邃又婉约缠绵的长诗，把中国古代小说从俗文学提升到雅文学的品位，成为中国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萌。
并且曹雪芹比较彻底地突破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采取了各种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连结又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
育埂峰下的顽石由一僧一道携入红尘，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又由一槽一道携归青埂峰下，这在全书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契合天地循环的圆形的结构。
在这个神话世界的统摄之下，以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为舞台，着重展开了以宝玉与熏玉的爱情的产生、发展及其悲剧结局为主线，同时，体现了贸府及整个社会这个现实世界由盛而衰的没落过程。
从爱情悲剧来看，贾府的盛衰是这个悲剧的产生的典型环境;从贾府的盛衰方面看，贾府的衰败趋势促进了叛逆者爱情的滋生，叛逆者的爱情又给贾府以巨大的冲击，加速了它的败落。
这样，全书三个世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交叉重叠的宏大结构。
《红楼梦》众多的人物与事件都组织在这个宏大的结构中，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筋络连接，纵横交错，又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它像用干条万条彩线织起来的一幅五光十色的巨锦，天衣无缝，浑然天成，既像生活本身那样丰繁复杂，真实自然，又笼罩着一层真真假假、实实幻幻的神秘的面纱。
甄士隐联系着神话世界和现实世界，贾雨村一头联系着甄士隐，一头联系着贾府。
他们两人升沉好坏、出世入世两相对照，甄、贾与宝玉又两相映衬，使作品呈现出亦真亦假的变化t使神话世界、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叠影相加，形成一体。对全书作出理性的阐释。
要知道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由说书发展而来，因此，说书人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到了《红楼梦》，虽然还残留了说书人叙事的痕迹。
但作者与叙述者分离，作者迟隐到幕后，由作者创造的虚拟化以至角色化的叙述人来叙事，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自觉采用了颇有现代意味的叙事人叙事方式。
这种叙事方式的转变，既便于作者尽量避免直接介入，又便于作者根据不同的审美需要和构思来创造不同的叙述人，有利于体现作家的个人风格，有利于展示人物的真实面貌，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而深刻的心理描写，达到人物个性化的目的。
《红楼梦》开头部分叙述石头的来历，是一个叙述人;作品的主体部分，即石头所记之事，是由石头作叙述人。
作为石头这个叙述者，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它幻化的宝玉是作品的主人公，但宝玉游太虚幻境时，又是不参与情节的叙者。
由于叙述人的变化，产生了自人观人，又自天观人的视角双重性，石头在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形成了人间写真的基本情调。
而石头之外的叙述者和游太虚幻境的贾宝玉，又从天上看人间，世间的男女一生下来就难以摆脱封建的人生规范和礼仪制度，终于演出了封建叛逆者和封建维护者的双重悲剧，既是“树倒”，也是“猢狲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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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则矫揉造作;一个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有时不免任性尖酸。
一个倾向于理智，是“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冷美人;一个执着于感情;具有诗人的热烈的感情和冲动;’一个是以现实的利害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一个以感情的追求作为人生的目标。
这样两个难以调和的性格在对比中，性格的独特性就异常鲜明地呈现出来。
又如尤二姐和尤三姐两个亲姐妹，一个善良懦弱，一个豪爽泼辣。
迎春和探春两人同为庶出，一个是戳一针也不吱声的“二木头”，一个是可爱又扎手的“玫瑰花”。
作者不仅能够异常分明地写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而且也能在相似中显出独特性。
同是具有温柔和气这一性格侧面的少女，紫鹃的温柔和气，在淡淡中给人以亲切。
而袭人的温柔和气，则是一种令人腻烦的奴才习性。
黛玉和妙玉都孤高自许，但黛玉执着现实，孤高中包含着天真和热情;妙玉企超脱尘世，在冷漠中又有点矫揉。
为了突出主要人物的独特性格，作者还采用了类似衬托的所谓影子描写术。
金陵十二钗有正册、副册、又副册的幻设，实际上就是写各种人物类型在另一个品位层次的影子。
晴雯和袭人是黛、钗的影子，她们与黛、钗在精神气质上有近似的一面，但在表现方式和道际命运上又有不同和互补的一面。
还有就是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因为《红楼梦》改变了过去古代小说人物类型化、绝对化的描写，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比如作者把王熙凤放在广阔的社会联系中，从各个生活侧面给予反复渲染，随着情节的发展，构成她性格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完整性高度统一的性格整体;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
并且作者写她同与贾母、王夫人的关系，主要表现她对贾母她们的逢迎，以取得她们的宠信，巩固自己的地位。
既突出了虚伪与做作，又表现了机敏诙谐、泼辣豪爽。
写她与荣宁二府的贾氏姊妹、妯娌、侄媳之间的关系，以利害关系为转移的，对她的采取远近亲疏的不同态度，表现她自私和权诈的性格。
写她与贾琏的关系，表现夫妻之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双重人格。
写她与尤二姐的关系，表现“外作贤良，内藏奸滑”的两面手法。
写她与贾府大小管家、奴婢下人的关系，表现她的拢络利用与残酷镇压并用的统治手段。
写她与贾府外部的关系，表现她勾通官府、胡作非为的性格。
总之，一方面是当权的奶奶，治家的于才，似乎是支撑这个钟鼎之家的顶梁柱。
另一方面又是舞弊的班头，营私的里手，又是从内部蚀空贾府的大蛀虫;治家与败家构成了她性格中的一对矛盾。
她要求尽情享受，为了金钱、权威而玩弄权术，置人死地，阴险毒辣;另一方面，也要求在精神上满足优越感，她那灵巧的机智、诙谐的谈吐、快活的笑声，确实令人叹服。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既使人觉得可憎可惧，又有时使人感到可亲可近的典型人物。
人物的丰富性，还表现在“美丑泯灭”，宝玉在对女孩子的“爱博而心劳”中，又带有贵族公子的习气，在追求个***中，又带着迷惘感伤，在“痴”、“呆”可笑中表现他的可爱。
正如脂砚斋所说“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智，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个颦儿可对，令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
所谓“说不得善，说不得恶”等，正是性格中不同因素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写出了真实的人物。
以及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在这方面，可以说过去中国古代小说比较薄弱，《红楼梦》却取得了巨大进步。
首先，《红楼梦》写出了人物心灵深处情感因素与理性因素的真实搏斗。
因为宝钗一方面想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封建淑女的形象，但是她又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她不能摆脱生命赋予的本性。
于是两种欲求便在心灵深处发生冲突:一方面作为一个少女，面对着神采飘逸的富贵公子宝玉，产生爱慕之情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她又用理性原则掩埋爱的心迹。
在探望宝玉时，她“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于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得就红了脸，低下头来。”
感情与理性两股潜流在内心冲突，使我们看到人物心灵深处。
其次，作者善于表现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
宝;黛之间的爱情，可谓心心相印，刻骨铭心。
然而，他们却爱得那样痛苦，那样哀怨:欲得真心，却瞒起真心，以假意试探，结果求近之心，反成疏远之意，求爱之意，反成生怨之因。
如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二十九回“痴情女情重愈斟情”等，都是描写心理活动的杰作。
还有像是四十五回，宝玉冒着雨去看望黛玉，穿着蓑衣戴着大斗笠，黛玉说:“那里来的渔翁～”宝玉说将来也送黛玉一套，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
及至说出来，想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后悔不及，羞的脸飞红”，而“宝玉却不留心”。
这里黛玉说错了话当然是“无心”;后悔与害羞是“多心”，但这种害羞又包含着她的“有心”。
后来宝玉要走了，她劝他带上自己的玻璃绣球灯，千般叮嘱宝玉要小心。
不要摔了，表现了对宝玉的“关心”，联系上面的描写，表现她的无心，又是平时“有心”的流露。
宝玉走后，当夜深人静时，听到窗外的竹梢蕉叶之上雨声淅沥，清寒透幕，想到自己没有父母兄长，婚姻大事无人主张，又不觉滴下泪来，感到伤心。
黛玉从无心到多心，多心含有心;后又转为伤心，心理流程描写得十分真切动人。
同时《红楼梦》广泛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对传统的写法有了全面的突破与创新，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艺术，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为曹雪芹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觉与把握内在和外在的世界，实在和空幻的人生，又以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感知艺术地表达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这就是写实与诗化的完美融合。
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神秘感。
既是高度的写实，又充满了理想的光彩;既是悲凉慷慨的挽歌，又充满青春的激情。
它彻底地摆脱了说书体通俗小说的模式，显示出高雅的诗人小说的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精品。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就开宗明义地宣布了他所避循的创作原则就是“实录”。
他取材来自自己“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的“离合悲欢”，及其家族的“兴衰际遇”，没有一点因袭、摹仿的痕迹。
既不是借助于任何历史故事，也不以任何民间创作为基础，而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是“字字看来皆是血”，渗透着作者个人的血泪感情。
作品“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保持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现象的丰富性。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红楼梦》又不同于严格的写实主义小说，作者以诗人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着重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作品借景抒情，移情于景，从而创造出诗画一体的优美意境，把作品所要歌颂的爱情、青春和生命加以诗化，唱出了美被毁灭的悲歌。
作品的叙事由于渗入了抒情因素，更具有一种空灵、高雅、优美的风格。
以及象征手法的运用，引领读者伴随弦外之音，去参透人生的奥秘，使作品像诗一样具有含蓄、朦胧的特点，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引起几百年来不断的猜想、思索，成为永久的探索的课题。
自觉地创造一种诗的意境，自觉地运用象征的形式，使作品婉约含蓄，有如雾里微露的楼台，是那样的朦胧又那样的壮观;是那样的历历在目，又是那样的难以企及。
它不像过去的小说那样居高临下地裁决生活，开设道德法庭，对人事进行义正词严的判决，而是极写人物心灵的颤动，令人参悟不透其心理深度。
它备述人生无可回避的苦涩和炎凉冷暖，让读者品尝人生的况味。
整部小说像一首维丽深邃又婉约缠绵的长诗，把中国古代小说从俗文学提升到雅文学的品位，成为中国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萌。
并且曹雪芹比较彻底地突破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采取了各种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连结又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
育埂峰下的顽石由一僧一道携入红尘，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又由一槽一道携归青埂峰下，这在全书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契合天地循环的圆形的结构。
在这个神话世界的统摄之下，以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为舞台，着重展开了以宝玉与熏玉的爱情的产生、发展及其悲剧结局为主线，同时，体现了贸府及整个社会这个现实世界由盛而衰的没落过程。
从爱情悲剧来看，贾府的盛衰是这个悲剧的产生的典型环境;从贾府的盛衰方面看，贾府的衰败趋势促进了叛逆者爱情的滋生，叛逆者的爱情又给贾府以巨大的冲击，加速了它的败落。
这样，全书三个世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交叉重叠的宏大结构。
《红楼梦》众多的人物与事件都组织在这个宏大的结构中，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筋络连接，纵横交错，又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它像用干条万条彩线织起来的一幅五光十色的巨锦，天衣无缝，浑然天成，既像生活本身那样丰繁复杂，真实自然，又笼罩着一层真真假假、实实幻幻的神秘的面纱。
甄士隐联系着神话世界和现实世界，贾雨村一头联系着甄士隐，一头联系着贾府。
他们两人升沉好坏、出世入世两相对照，甄、贾与宝玉又两相映衬，使作品呈现出亦真亦假的变化t使神话世界、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叠影相加，形成一体。对全书作出理性的阐释。
要知道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由说书发展而来，因此，说书人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到了《红楼梦》，虽然还残留了说书人叙事的痕迹。
但作者与叙述者分离，作者迟隐到幕后，由作者创造的虚拟化以至角色化的叙述人来叙事，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自觉采用了颇有现代意味的叙事人叙事方式。
这种叙事方式的转变，既便于作者尽量避免直接介入，又便于作者根据不同的审美需要和构思来创造不同的叙述人，有利于体现作家的个人风格，有利于展示人物的真实面貌，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而深刻的心理描写，达到人物个性化的目的。
《红楼梦》开头部分叙述石头的来历，是一个叙述人;作品的主体部分，即石头所记之事，是由石头作叙述人。
作为石头这个叙述者，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它幻化的宝玉是作品的主人公，但宝玉游太虚幻境时，又是不参与情节的叙者。
由于叙述人的变化，产生了自人观人，又自天观人的视角双重性，石头在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形成了人间写真的基本情调。
而石头之外的叙述者和游太虚幻境的贾宝玉，又从天上看人间，世间的男女一生下来就难以摆脱封建的人生规范和礼仪制度，终于演出了封建叛逆者和封建维护者的双重悲剧，既是“树倒”，也是“猢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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