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百零四章
第二，写实性的讽刺小说，即《儒林外史》。
因为吴敬梓继承和发扬了我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远承《史记》、《汉书》的春秋笔法，近把《金瓶梅》开拓的现实主义暴露倾向，上升到对于社会黑暗的自觉、严肃的反思与批判，使我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迈进了新的阶段。
而这现实主义精神决定了《儒林外史》自始至终是以写实为主的创作特色。
像是《儒林外史》的“闲斋老人评”指出:“古人所谓画鬼怪易，画人物难，世间惟最平实而为万目所共见者为最难得其神似也。”
并且需要说明，吴敬梓在进行讽刺时，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在“最平实而为万目所共见者”中选取典型事例予以真实的描绘。
喜剧性的冲突是写实的——写出喜剧冲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历史的必然。
而幽默感的描写是写实的——不是“故意把不伦不类的东西很离奇地结合在一起”，而是将荒谬可笑的事物按照它本来的面貌加以描写。
因此讽刺对象也是写实的——他很少把被讽刺对象的个性的某一特征加以夸张，使之极端化，而是使“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
第三，讽喻式的讽刺小说，即《镜花缘》。
这部作品既有《斩鬼传》等小说虚构的特征，即把现实幻化为一些具有抽象意义和讽刺意味的国家，然后对这些国人进行夸张的、漫画化的描写，从而幽默地嘲讽了种种丑陋世态，表现出一种怨而不怒的讽喻意味。
同时，又有一些《儒林外史》中“直书其事，不加断语”的写实笔法，因此，便冲淡了因写实而透露出来的悲剧色彩。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更接近于喜剧的本质特征。
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
移家南京后，自号秦淮寓客，因其书斋署“文木山房”，故晚年又自称“文木老人”。
吴敬梓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门第，“科第家声自来美”。
曾祖一辈，兄弟五人，有四人中进士曾祖父吴国对是顺治戊戌年探花，一直以八股制艺名家，诗文及书法也有名于世。
曾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由编修做到侍读，到吴敬梓父辈时，家道中落。
吴敬梓幼年受到儒家思想的严格教育，但是少年时期他只过了几年安逸的生活，十三岁“丧母失所恃”，十四岁随嗣父吴霖起宦游到赣榆县教谕任所，十八岁中秀才，后来，吴霖起因为人方正被罢官，举家回全椒，不久，吴霖起病逝。
族人欺他两代单传，侵夺财产。
加上吴敬梓为人慷慨好施，轻财重友，不善治家，家境急剧败落，三十三岁时，他从全椒移居南京，此后生计更为艰难，甚至靠亲友周济度日。
为了避免从“王谢高堂”中落到“百姓之家”的命运，他也曾想发愤于科举制艺，可是，却在科举中落第。
吴敬梓认识到科举制度的不合理和丑恶，决心在困厄中着书，开始酝酿创作《儒林外史》。
人世的沧桑、生活的折磨，激起了吴敬梓内在的创作欲望。
为了写自己，也为了写人生，为了批判假恶丑，为了歌颂真善美，在“囊无一钱守，腹作千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的穷困生活中，吴敬梓靠着顽强的意志、孤高的个性、深厚的修养，终于完成了这部三十万字的巨着。
胡适曾在《吴敬梓年谱》中说:“吴敬梓是一个八股大家的曾孙，自己也在这里面用过一番工夫来，经过许多考试，一旦大觉悟之后，方才把八股社会的真相——丑态——穷形尽致的描写出来。”
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是从南京一直写到扬州，最后在扬州修改完稿的。
他对扬州有一定的感情，常诵“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1754年，他带着妻儿寄寓扬州，继续过着淡泊名利的生活。
不想就在这年的十二月十一日，在与友人王又曾饮酒消寒、纵谈古今之后，入夜突患痰涌，匆匆离开人世，结束他坎坷磊落的一生。
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在乾隆三十五、六年间编的《文木先生集》中说:“《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
吴敬梓逝世后不久，此书就有抄本流传。而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卧闲草堂本，五十六回，有的学者认为结末一回不是出于作者之手。
因为《儒林外史》假托明代故事，楔子写元明易代时王冕的故事，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小说写王冕得知朱元璋制定了八股取士制度时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他预言“一代文人有厄。”这段话是全书的总纲，作品肯定了王冕鄙弃科举、不慕荣利、洁身自好的人生道路，并以其为榜样，将儒林诸色统摄囊括到“外史”之中。
小说思想内容大致有两个部分，一是对科举制度的严峻批判，二是对理想人生的热切追求。
作品用三类人物形象全面批判了科举制度弊端和功名利禄的观念。
第一类是儒生形象。这类人物最具有典型意义。
其中有利禄熏心、热衷功名的腐儒，如周进、范进。“周进撞号板”讲的是六十多岁的周进，“苦读了几十年书”，熬到了胡子花白尚未进学，只好到薛家集去教书糊口。
却受尽新进秀才梅玖的奚落。偶然路过的举人王惠更加飞扬跋扈，自吹自擂，夸耀自己的身份，大吃大喝，却让周进陪在旁边用“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饭。王惠走后，“撒下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
鲜明的对照，让周进去咀嚼回味。
后来周进到省城，进了贡院，大半生没有取得功名所郁积的辛酸悲苦，所忍受的侮辱欺凌一下子倾泻出来。“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
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可是命运突然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他中了举人、进士，做上了国子监司业，于是“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连奚落过他的梅玖也冒称是他的学生。
“范进中举”故事讲范进考了二十余次，到五十四岁还是童生，他的岳父胡屠户尖酸的嘲笑他赶考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想到他受到周进同病相怜的赏识，考取了秀才并中了举，范进中举之后，自己喜极而狂，迷失本性;胡屠户刮目相看，说他是“天上的星宿”。
“一向有失亲近”的张静斋也连忙送银子，赠家产。
范进的母亲为这瞬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惊讶、困惑，以至“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到”，“归天去了”。
小说还写了沉迷于八股和封建礼教而自害害人的迂儒。
如马纯上、王玉辉等。王玉辉视程朱理学为金科玉律，竟然怂恿自己的女儿自杀殉夫。
八股文选家马纯上，对八股情有独钟，他热心地宣扬八股取士的制度，认为“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他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八股文的选评，希望能够帮助青年人去争取功名富贵。
马二先生痴迷于八股文，结果变成了一个麻木愚昧的人，他的精神世界一片空虚荒芜，他那套八股文的文思定势消解了他鉴赏美景的能力，所以游西湖的时候，对于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浑然不觉。
他的才华枯萎了，文采干竭，游了半天西湖，只说出一句八股套话，通过马二先生的形象，作者展示了一个被科举时文异化了的读书人的迂腐熏人的灵魂。
此外，还有道德败坏、招摇过市的八股骗子。
如匡超人、牛浦郎等。作者用五回的篇幅描写了匡超人是怎样由一个纯朴的青年而堕落成无耻的势利之徒。
匡超人出身贫寒，在流落他乡时，一心惦记着生病的父亲，“我为人子，不能回去侍奉，禽兽也不如”，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孝子。后来，他逐步发生了变化。
先是受到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当作人生的唯一出路，考上秀才之后，又受到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并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
后来又受到衙吏潘三的教唆，干起了流氓恶棍的营生。他巧妙地周旋其间，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变成了
一个衣冠禽兽。值得深思的是，匡超人侍奉久病的父亲，敬事兄嫂，亲睦乡里，表现出人性的纯良的时候，他只能是个卖豆腐的小百姓;而当他变质之后，却拥有了荣耀和幸福，这说明那是一个造成人品堕落的社会，因而只有人品堕落的人才能在这个人生舞台上得到施展。
如果说匡超人是中科举之毒而堕落变质的话，牛浦郎就是由羡慕名士而颠狂痴迷。
牛浦郎是市井小民，也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自作聪明，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
他偷了店里的钱买书读，要破破“俗气”，后又偷甘露寺和尚珍藏的牛布衣的诗集，从中看到了一条不费力气可以出名的路:“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
于是就冒名行骗，以诗人牛布衣的身份骗取县官的信任，与官员往来，以此抬高身价，可见他不过是一个“自己没有功名富贵而慕人之功名富贵”的“鸡鸣狗吠之徒”。
第二类是官绅形象。其中有贪婪成性、敲骨吸髓的贪官猾吏。如王惠、汤奉等。
王惠由举人而进士，补授南昌知府，一到江西，就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为了实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发财梦，他将原任衙门里的“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换成了“戥deng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高要县知县汤奉为求升迁而沽名钓誉，竟将回民师傅迫害致死。可见，吏治的腐败同样源于以功名富贵为核心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还造就了一大批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严贡生就是一个典型。
他利用自己的特权和与官府的关系，无耻的讹诈和欺压百姓。一口新生小猪误入邻家，他声称寻回来“不利市”，逼人家买下，待邻家养到一百多斤了，一次错走进严家来，他又把猪关了不还，还把来讨猪的邻居打折了腿。
第三类是名士形象。作品中这类人物最多，形形色色，各具丑态。他们在功名上不得志，但又不愿像周进、范进那样苦熬苦挣，而是投机取巧，混充雅人，互相标榜，物以类聚，成为社会的毒瘤。
他们表面上很风流潇洒，实际上骨子里也忘不了功名富贵。
作者通过莺脰湖边、西子湖畔和莫愁湖上的庸俗名士的闹剧对他们作了深刻的描写和讽刺。
其中南京莫愁湖名士杜慎卿，颇具有代表性。
杜慎卿出生于名门世家，不但外表温文尔雅，而且颇有才气。
他被趋奉为“天下第一个才子”，实际上个十足的纨绔子弟。
他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则卑鄙龌龊。他一面称“妇人哪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一面却迫不及待地纳妾。
他表面声称“朋友之情，更甚于男女”，实际上是酷好男风。季苇萧跟他开了一个玩笑，给他介绍了个“美男”，他“次早起来，洗脸、擦肥皂，换了一套新衣服，遍身多薰了香”，兴冲冲地去拜访，结果“之箭楼上走下一个肥胖的道士来一副油晃晃黑脸，两道重眉，一个大鼻子，满腮胡须，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
这种期待产生的反差，令读者忍俊不禁。他表面上煞有介事地表示“小弟最厌的人，开口就是纱帽、中状元、做官”，但不几天就“加了贡，进京乡试”去了。
他举办的莫愁湖高会，不但满足了他的好色渴求，而且也为他招致了风流倜傥的美名。使“这位杜十七老爷名震江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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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吴敬梓继承和发扬了我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远承《史记》、《汉书》的春秋笔法，近把《金瓶梅》开拓的现实主义暴露倾向，上升到对于社会黑暗的自觉、严肃的反思与批判，使我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迈进了新的阶段。
而这现实主义精神决定了《儒林外史》自始至终是以写实为主的创作特色。
像是《儒林外史》的“闲斋老人评”指出:“古人所谓画鬼怪易，画人物难，世间惟最平实而为万目所共见者为最难得其神似也。”
并且需要说明，吴敬梓在进行讽刺时，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在“最平实而为万目所共见者”中选取典型事例予以真实的描绘。
喜剧性的冲突是写实的——写出喜剧冲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历史的必然。
而幽默感的描写是写实的——不是“故意把不伦不类的东西很离奇地结合在一起”，而是将荒谬可笑的事物按照它本来的面貌加以描写。
因此讽刺对象也是写实的——他很少把被讽刺对象的个性的某一特征加以夸张，使之极端化，而是使“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
第三，讽喻式的讽刺小说，即《镜花缘》。
这部作品既有《斩鬼传》等小说虚构的特征，即把现实幻化为一些具有抽象意义和讽刺意味的国家，然后对这些国人进行夸张的、漫画化的描写，从而幽默地嘲讽了种种丑陋世态，表现出一种怨而不怒的讽喻意味。
同时，又有一些《儒林外史》中“直书其事，不加断语”的写实笔法，因此，便冲淡了因写实而透露出来的悲剧色彩。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更接近于喜剧的本质特征。
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
移家南京后，自号秦淮寓客，因其书斋署“文木山房”，故晚年又自称“文木老人”。
吴敬梓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门第，“科第家声自来美”。
曾祖一辈，兄弟五人，有四人中进士曾祖父吴国对是顺治戊戌年探花，一直以八股制艺名家，诗文及书法也有名于世。
曾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由编修做到侍读，到吴敬梓父辈时，家道中落。
吴敬梓幼年受到儒家思想的严格教育，但是少年时期他只过了几年安逸的生活，十三岁“丧母失所恃”，十四岁随嗣父吴霖起宦游到赣榆县教谕任所，十八岁中秀才，后来，吴霖起因为人方正被罢官，举家回全椒，不久，吴霖起病逝。
族人欺他两代单传，侵夺财产。
加上吴敬梓为人慷慨好施，轻财重友，不善治家，家境急剧败落，三十三岁时，他从全椒移居南京，此后生计更为艰难，甚至靠亲友周济度日。
为了避免从“王谢高堂”中落到“百姓之家”的命运，他也曾想发愤于科举制艺，可是，却在科举中落第。
吴敬梓认识到科举制度的不合理和丑恶，决心在困厄中着书，开始酝酿创作《儒林外史》。
人世的沧桑、生活的折磨，激起了吴敬梓内在的创作欲望。
为了写自己，也为了写人生，为了批判假恶丑，为了歌颂真善美，在“囊无一钱守，腹作千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的穷困生活中，吴敬梓靠着顽强的意志、孤高的个性、深厚的修养，终于完成了这部三十万字的巨着。
胡适曾在《吴敬梓年谱》中说:“吴敬梓是一个八股大家的曾孙，自己也在这里面用过一番工夫来，经过许多考试，一旦大觉悟之后，方才把八股社会的真相——丑态——穷形尽致的描写出来。”
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是从南京一直写到扬州，最后在扬州修改完稿的。
他对扬州有一定的感情，常诵“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1754年，他带着妻儿寄寓扬州，继续过着淡泊名利的生活。
不想就在这年的十二月十一日，在与友人王又曾饮酒消寒、纵谈古今之后，入夜突患痰涌，匆匆离开人世，结束他坎坷磊落的一生。
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在乾隆三十五、六年间编的《文木先生集》中说:“《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
吴敬梓逝世后不久，此书就有抄本流传。而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卧闲草堂本，五十六回，有的学者认为结末一回不是出于作者之手。
因为《儒林外史》假托明代故事，楔子写元明易代时王冕的故事，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小说写王冕得知朱元璋制定了八股取士制度时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他预言“一代文人有厄。”这段话是全书的总纲，作品肯定了王冕鄙弃科举、不慕荣利、洁身自好的人生道路，并以其为榜样，将儒林诸色统摄囊括到“外史”之中。
小说思想内容大致有两个部分，一是对科举制度的严峻批判，二是对理想人生的热切追求。
作品用三类人物形象全面批判了科举制度弊端和功名利禄的观念。
第一类是儒生形象。这类人物最具有典型意义。
其中有利禄熏心、热衷功名的腐儒，如周进、范进。“周进撞号板”讲的是六十多岁的周进，“苦读了几十年书”，熬到了胡子花白尚未进学，只好到薛家集去教书糊口。
却受尽新进秀才梅玖的奚落。偶然路过的举人王惠更加飞扬跋扈，自吹自擂，夸耀自己的身份，大吃大喝，却让周进陪在旁边用“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饭。王惠走后，“撒下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
鲜明的对照，让周进去咀嚼回味。
后来周进到省城，进了贡院，大半生没有取得功名所郁积的辛酸悲苦，所忍受的侮辱欺凌一下子倾泻出来。“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
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可是命运突然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他中了举人、进士，做上了国子监司业，于是“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连奚落过他的梅玖也冒称是他的学生。
“范进中举”故事讲范进考了二十余次，到五十四岁还是童生，他的岳父胡屠户尖酸的嘲笑他赶考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想到他受到周进同病相怜的赏识，考取了秀才并中了举，范进中举之后，自己喜极而狂，迷失本性;胡屠户刮目相看，说他是“天上的星宿”。
“一向有失亲近”的张静斋也连忙送银子，赠家产。
范进的母亲为这瞬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惊讶、困惑，以至“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到”，“归天去了”。
小说还写了沉迷于八股和封建礼教而自害害人的迂儒。
如马纯上、王玉辉等。王玉辉视程朱理学为金科玉律，竟然怂恿自己的女儿自杀殉夫。
八股文选家马纯上，对八股情有独钟，他热心地宣扬八股取士的制度，认为“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他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八股文的选评，希望能够帮助青年人去争取功名富贵。
马二先生痴迷于八股文，结果变成了一个麻木愚昧的人，他的精神世界一片空虚荒芜，他那套八股文的文思定势消解了他鉴赏美景的能力，所以游西湖的时候，对于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浑然不觉。
他的才华枯萎了，文采干竭，游了半天西湖，只说出一句八股套话，通过马二先生的形象，作者展示了一个被科举时文异化了的读书人的迂腐熏人的灵魂。
此外，还有道德败坏、招摇过市的八股骗子。
如匡超人、牛浦郎等。作者用五回的篇幅描写了匡超人是怎样由一个纯朴的青年而堕落成无耻的势利之徒。
匡超人出身贫寒，在流落他乡时，一心惦记着生病的父亲，“我为人子，不能回去侍奉，禽兽也不如”，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孝子。后来，他逐步发生了变化。
先是受到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当作人生的唯一出路，考上秀才之后，又受到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并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
后来又受到衙吏潘三的教唆，干起了流氓恶棍的营生。他巧妙地周旋其间，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变成了
一个衣冠禽兽。值得深思的是，匡超人侍奉久病的父亲，敬事兄嫂，亲睦乡里，表现出人性的纯良的时候，他只能是个卖豆腐的小百姓;而当他变质之后，却拥有了荣耀和幸福，这说明那是一个造成人品堕落的社会，因而只有人品堕落的人才能在这个人生舞台上得到施展。
如果说匡超人是中科举之毒而堕落变质的话，牛浦郎就是由羡慕名士而颠狂痴迷。
牛浦郎是市井小民，也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自作聪明，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
他偷了店里的钱买书读，要破破“俗气”，后又偷甘露寺和尚珍藏的牛布衣的诗集，从中看到了一条不费力气可以出名的路:“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
于是就冒名行骗，以诗人牛布衣的身份骗取县官的信任，与官员往来，以此抬高身价，可见他不过是一个“自己没有功名富贵而慕人之功名富贵”的“鸡鸣狗吠之徒”。
第二类是官绅形象。其中有贪婪成性、敲骨吸髓的贪官猾吏。如王惠、汤奉等。
王惠由举人而进士，补授南昌知府，一到江西，就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为了实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发财梦，他将原任衙门里的“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换成了“戥deng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高要县知县汤奉为求升迁而沽名钓誉，竟将回民师傅迫害致死。可见，吏治的腐败同样源于以功名富贵为核心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还造就了一大批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严贡生就是一个典型。
他利用自己的特权和与官府的关系，无耻的讹诈和欺压百姓。一口新生小猪误入邻家，他声称寻回来“不利市”，逼人家买下，待邻家养到一百多斤了，一次错走进严家来，他又把猪关了不还，还把来讨猪的邻居打折了腿。
第三类是名士形象。作品中这类人物最多，形形色色，各具丑态。他们在功名上不得志，但又不愿像周进、范进那样苦熬苦挣，而是投机取巧，混充雅人，互相标榜，物以类聚，成为社会的毒瘤。
他们表面上很风流潇洒，实际上骨子里也忘不了功名富贵。
作者通过莺脰湖边、西子湖畔和莫愁湖上的庸俗名士的闹剧对他们作了深刻的描写和讽刺。
其中南京莫愁湖名士杜慎卿，颇具有代表性。
杜慎卿出生于名门世家，不但外表温文尔雅，而且颇有才气。
他被趋奉为“天下第一个才子”，实际上个十足的纨绔子弟。
他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则卑鄙龌龊。他一面称“妇人哪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一面却迫不及待地纳妾。
他表面声称“朋友之情，更甚于男女”，实际上是酷好男风。季苇萧跟他开了一个玩笑，给他介绍了个“美男”，他“次早起来，洗脸、擦肥皂，换了一套新衣服，遍身多薰了香”，兴冲冲地去拜访，结果“之箭楼上走下一个肥胖的道士来一副油晃晃黑脸，两道重眉，一个大鼻子，满腮胡须，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
这种期待产生的反差，令读者忍俊不禁。他表面上煞有介事地表示“小弟最厌的人，开口就是纱帽、中状元、做官”，但不几天就“加了贡，进京乡试”去了。
他举办的莫愁湖高会，不但满足了他的好色渴求，而且也为他招致了风流倜傥的美名。使“这位杜十七老爷名震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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